“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讲了三个治理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治理,一个是政府治理,还有社会治理。我在学习文件的时候想两个事情,什么是社会治理?怎么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讲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第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理顺政社关系;第三,创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现代民政创新路径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黑加快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民政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农村治理结构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全能型政府统治体制的变革,重构了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结构,构建了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在运行中出现异化,政府公共性削弱,治理合法性流失,农村出现衰落景象。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再次对农村政府与社会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结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和精准扶贫为中心,农村治理结构有了新发展。新时代的农村治理结构,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