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提升机制及其成效——基于浙江省L区数字化绩效考核的实证考察

深化基层干部绩效考核,建立科学的内部组织激励机制是新时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运用大数据对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进行优化,是实现精准考核和组织创新的关键环节。相较于传统考核以定性为主、考核周期较长和考核指标模糊等方面的不足,数字考核具有以定量为主、考核周期短和考核指标精细化等优势。通过扩大考核指标、对不同岗位设置不同标准、对关键任务实施颗粒化分解等措施,数字考核大大拓展了绩效考核的广度和深度,也为非结构化数据和重要绩效指标的深度挖掘提供了信息集成。在静态考核的基础上,数字考核通过对更大范围同一岗位干部绩效横向的动态对比,使干部考核变得灵活多变又富有活力。大数据驱动下的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并且数字考核提供的信息集成分析系统,为想干事、能干事和干成事的干部提供了晋升渠道。这有助于优化干部考评体系,有序推动干部流动,高效筛选和识别有为干部,低成本地实现组织内部激励创新。     

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

本文基于各地农村大量的婚姻现象,抽象出婚姻市场要价这一理解当前农村婚姻交换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以农村人口流动中婚姻市场形成与农村婚姻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为背景,阐述了婚姻财礼的性质,以及婚姻市场中女方要价的可欲性、可能性与基础性,论述了男方婚姻负担的表现形态,并呈现了婚姻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     

去乡土性：失地农民的闲暇--基于L村的实地调查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的劳动和闲暇方式随之发生了本质变化,呈现为去乡土性。这表现为,失地农民的闲暇时间不再具有季节性,年年闲暇,天天闲暇,是彻底的“有闲阶级”;从闲暇的主体来看,闲暇表现为老人闲暇,并具有层级化的趋势;在闲暇的内容上,闲暇有去生产性和去社区性特点,同时乏味和单调。究其原因是闲暇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即土地与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失地农民的闲暇既非消遣闲暇也不是消费闲暇。因此,重建失地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丰富失地农民的闲暇活动是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论乡村社会的私人性治理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大规模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固化——基于湖北中部地区L村的考察

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研经验表明,农村阶层分化基础上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对于农村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总体来讲,处于经济收入中上层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就短期而言是受益的,但从长远来看,举家务工阶层也存在失地的担忧;处于中下层的务农为主的兼业阶层、务工为主兼业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则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固化了农村阶层结构。另外从村庄整体来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未增长村庄总体收入和整体福利。由此,对于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部门应该谨言慎行。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村干部胜任力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当前，基层政府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发生了变化。治理转型下的基层目标设定权从“结果管理”转向“过程管理”,基层检查验收权从“及格达标”转向“末位淘汰”,基层激励分配权从“监督较软”转向“监督下乡”。针对部分村干部胜任力出现的困境，应通过强化正式激励和拓宽非正式激励，引导本土性人才、返乡农民工和青年创业群体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农村干部年龄结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