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司法适用的思考

临时禁令又称公诉前法律行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大家对临时禁令的司法适用认识不一。本文以临时禁令制度的司法审查机制为切入点，探讨对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诉讼中止后禁令解除的司法审查标准，以期对审判实践提供法律参考。     

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以北京法院典型案例为视角

临时禁令是一种"时髦"的WTO临时性措施,在我国已有十几年的成长历程,该制度适用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已取得大有裨益的实践效果。深刻反思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冲突争议,全面厘清该制度适用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弊端,合理架构该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近十年北京法院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典型案件为分析基点,梳理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的现实困境,提出应明晰临时禁令的审查标准,合理界定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规则。     

论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建构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由于该制度的适用对象仅仅限于财产 ,而不适用于行为 ,这一立法上的漏洞 ,导致实践中存在大量无法利用该制度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情形。文章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民事诉讼保全制度 ,将我国目前实施的可以以行为做为保全对象的“海事强制令”和“诉前临时禁令”,进一步扩大到一般民事诉讼领域 ,将行为纳入保全的范围 ,进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 ,形成以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并重的二元体系结构     

论我国的雇主替代责任制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以及即将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雇主替代责任的配置有失均衡,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雇主替代责任,在其责任的构成要件上,应当以雇员执行职务时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我们顺应现代立法潮流,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侵权法的规则,使雇主替代责任建构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在规定雇主承担严格责任的同时,规定雇员也应当就其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并不考虑其是一般过失,还是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雇主应当和雇员共同就其雇员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理性应用

我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特别是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它对知识产权权利救济与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临时禁令制度的适用审查机制为切入点，论述了如何完善临时禁令制度对被申请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几点审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使用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初探

本文对我国现行立法所规定的具有行为保全性质的海事强制令和“诉前临时禁令”的立法原因进行简要的探析 ,并借鉴外国相关的法律制度 ,对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出几点建议。     

从性骚扰看我国雇主责任的构建

国内近期发生的数个性骚扰案例说明性骚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国对其的法律规制尚为空白。各国关于性骚扰的立法表明适用雇主责任制度来规制性骚扰行为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立法潮流。文章将性骚扰定性为一种侵权行为,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构建雇主责任制度,并建议在我国的《民法典》中规定该制度以规制性骚扰,尤其是工作场所型性骚扰行为。     

利益平衡视阈下发明专利临时保护制度

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直至该专利获得授权前,专利申请人并不享有真正的专利权,而仅享有一定的临时保护期。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框架下,临时保护制度存在法律条文表述过于宽泛、立法考量不够细致、司法实践适用困难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临时保护期"适当费用"的确定标准过于单一、临时保护范围的具体判定无据可循、后续实施行为的有条件免责存在适用难题。考察域外国家关于专利临时保护的法律规定,客观评价我国专利临时保护制度的现存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仍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完善我国的专利临时保护制度。     

中国与WTO反倾销规则比较研究

根据WTO反倾销规则第18条“最后条款”之4规定 ,“各成员应在不迟于WTO对其生效之日起采取所有一般或特殊的必要步骤 ,以保证其可能适用于有关成员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所有WTO成员都有义务修改国内反倾销立法 ,以符合WTO反倾销规则。随着中国即将加入WTO ,考虑并着手对我国现行反倾销立法诸多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 ,以适应WTO反倾销规则的具体规定 ,使我国的反倾销立法更具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合理性。     

社会善治目标下“特定活动”的刑法禁区

禁令自写入刑法以来,其适用和执行中不断出现需要应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法理基础略显虚空;相关法律法规对禁令之规定呈碎片式分布;永久禁区虽有规范支持但有影响生计之嫌,司法救济措施规范层面尚未涉及等。针对规则粗陋,在甄别刑法禁令与诉讼禁令、行政禁令界限基础上,建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在刑事司法、行政执法以及二者结合部位,找到衔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以合理设置"特定活动"刑法禁区;抓住禁令限制人身自由的敏感问题,亮出人文关怀牌,回应服刑人权利保障与禁令限制的重大现实需求。借鉴域外复权制度,跟进立法,形成制度支撑,以平衡保护服刑人个人的合法权利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至社会善治目标。     

试论公司设立中的交易行为

公司设立中的交易行为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公司法并未加以规定，在解决相关纠纷时无规则可以适用，单纯从合同法角度寻求对公司成立前的交易行为解决途径又是行不通的。因而，公司法对成立前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德国及英美法系国家对此有不同规定，但二者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些规则是值得我国公司立法借鉴的。     

与工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不当劳动行为

美国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劳动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干涉工会招徕会员等活动、言论含有威胁或陈述不实、控制企业内部劳动组织、歧视工会会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行为。法律规定,由劳动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上述不当劳动行为,其救济形式一般为复职、清算积欠工资、发布临时禁令等。     

我国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的冲突及具体适用

《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存在概念不科学、国家干预程度过高、效力规则类型不足,弹性不够,以及部分规则不当等问题。《民法总则》正视这些问题,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隐藏行为、虚假行为,因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方欺诈和第三人欺诈行为,一方胁迫和第三人胁迫行为,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行为,无权代理行为,法定代表人越权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的这些新规定,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司法适用中,应当秉持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区分具体情形,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民法典视野下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探析——基于对10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的性质应为法律行为,金钱之债下可认定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非金钱之债下需结合债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具体分析。无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应适用《民法典》第524条,在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应结合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辨其性质,从《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中另寻适用依据。在合法利益的司法认定上,首先应明确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为“兜底”规则,第三人追偿权在法律体系中有规定的,无需适用本条规定。其次,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主要目的应是避免利益受损,而非获取利益。为了克服合法利益类型化的僵化性,第三人合法利益面临损害风险的,可以结合我国的公序良俗与交易惯例具体认定。     

论雇员致害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

市场经济引发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和常态化,雇员的活动特别是致害行为会因雇员的身份而变得复杂化.各国侵权行为法对雇员的侵权行为做了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雇主替代责任.雇主替代责任并非只要一出现雇员的致害行为,雇主就得承担替代责任,为雇员的侵权行为"埋单",相反,这一致害行为会因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而导致不同的责任分配后果.本文从雇主替代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探究了雇员致害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的属性,并对雇主责任进行了详细剖析.     

论仲裁与司法之协同合作——从仲裁临时措施决定权实践谈起

1995年《仲裁法》未授予仲裁庭关于临时措施的决定权,导致仲裁庭受到司法权的过度干预和监督.而随着仲裁实践的发展,在仲裁临时措施制度中增加仲裁庭作为决定权主体之一具有积极意义.2014年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通过的《自贸区仲裁规则》首次从实践层面突破司法权的“垄断”,授予仲裁庭关于临时措施的决定权,并得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认可.随后,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新仲裁规则也同样做此规定.可见,在仲裁临时措施制度主体问题上,立法虽尚不能给予明确的指引,但仲裁与司法却已经开始寻求协同合作的可能性,并希望通过这种协作加速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发展.     

雇主责任构成要件之研究

雇主责任为各国民法普遍承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还不够完善。雇主责任应包括过错与无过错责任,雇主责任的承担应以雇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要以直接侵权行为人与责任承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要求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是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是雇员的职务行为,这种职务行为有判断的标准,根据判断来制定雇主的职责。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工伤救济的法律适用

《社会保险法》没有对我国工伤救济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定。本文通过考察国外关于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关系的四种模式（替代、选择、兼得、补充）、评介国内学者的相关建议并反思国内的法制现状,提出我国应该采取补充模式来建构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体系,并应针对侵权人是雇主或第三人而建立不同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