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政策性质、控制人层级与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

国有企业发挥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国有企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也不同。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方法,检验所有制对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实际缴费率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在自愿性政策上更大,企业年金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大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国有企业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上更大,非国有企业与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缴费率差距大于非国有企业与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缴费率差距。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工具选择配置及其功能实现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政策合理性与政策文本中隐含的政策工具紧密关联,人才政策文件中隐含诸多引进、激励、培育、使用人才的政策工具,合理及完整的人才政策内容包含保障型、激励型、发展型、服务型、评价型五种政策工具。人才政策“需求-过程”复合分析模型将五种政策工具嵌入到“人才政策过程”之中,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引、用、留、育”四个环节,高度融合了“人才需求”“人才管理过程”“人才政策工具”三个要素。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人才政策工具组合,挖掘人才政策的功能优势;嵌入“评价型政策工具”,保障人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升级高层次人才服务,提升人才政策工具使用效能。     

论就业政策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改革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就业政策的变化既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又有其受社会相关因素影响的特点。     

制度约束、行动者与政策工具的引入——基于X市调查队“扫描数据应用”的案例追踪

私营部门的政策工具为何能被成功引入公共部门？既有研究多是相对独立地分析内外环境、行动者以及公共问题性质等影响因素。本研究试图构建一个“制度—行动者—工具”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关注要素之间不同阶段的互动耦合。通过X市调查队将“扫描数据应用”技术引入现有居民消费价格调查（CPI）的过程追踪,揭示政策工具引入的逻辑：政策工具引入的成功与否,受制度约束情境下行动主体出于个人需求、工具特性等因素进行的注意力分配程度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各要素对于政策工具引入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不同。适时的制度压力是打破僵局、推动政策工具成功引入的关键要素。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的单一视角和静止的时空观,将政策工具引入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结构情境下来探讨要素间的互动,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关于阜新市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

转型期有序且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当前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阜新市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设成绩不菲,但其在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思想理念、法律政策、政府改革、自身能力等几个方面寻求破解之道。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条件与模式探讨

在新形势下,面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足,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弥补作用,由此涉及彼此合作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并非自然生成,合作与否受到逻辑条件、环境条件和操作条件等三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影响。根据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层次的不同、互动结构的差异、彼此依赖程度以及制度化的情况,二者的合作关系有协同模式、替代模式、互补模式和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     

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石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构成社会政治的骨架和心脏,对社会发展起着组织、管理和控制作用,通过权力和政策的方式来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整合、妥协、平衡。因此,民主政治奠定了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石。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明显优势和正当地位,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和社会管理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构建"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新社会管理模式。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政府与社会共治理念缺失、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定位不当、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不完善等。因此我们需要从借鉴国外社会组织运行的经验成果、普及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和改革监管模式三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社会管理模式,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有着独特的价值诉求和特定政策意图的人类活动。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价值分配的重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它是通过政策主体的行动、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政策过程的推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     

“政府兜底”: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进入频发期,对其管理构成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调查发现,政府作为第三方干预冲突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利益补偿。这是典型的"政府兜底"式政策工具选择。调查发现,基层党委政府在管理农村社会冲突时,只注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易操作性,而忽略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和政治性,为丧失原则、突破底线的政府兜底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层党委政府在冲突管理中遭遇的总体政治社会情境则决定了政府兜底的必然性。政府兜底是基层党委政府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针对政策工具做出的理性选择。     

我国社会管理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及其政策取向

社会管理具有目的性和手段性的双重特征，目的性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团结、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手段性是指社会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实现国家整体性战略目标的作用。在当前，社会管理思想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期的背景之下提出的治国之道。在实践中，社会管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因此，进一步提出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