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它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以及企业的助推三个方面,它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放管服”引擎下社会政策试点的逻辑进路——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改革成绩举世瞩目,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探索、摸索出一套政策试点模式,归纳并总结出其政策试点演化逻辑,可管中窥豹,供决策部门参考。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运用的摸索模式较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后,利用"纠错"(验证)模式和推广模式频次逐渐增加,究其根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规律的,以三种社会政策试点的路径模式为基础,分析社会政策试点所遇到的障碍影响因素,进一步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提出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政策试点的推进逻辑与进路,以期为政府的政策试点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

教育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告或劝诱工具等五种类型,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适合于不同的教育情境.在选择教育政策工具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综合运用这些工具.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关于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2011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受到行动者价值理念的影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医养模式的融合而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出发展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红利。然而,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过程逐渐衍生出各地区服务发展水平不均、结构失衡以及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文章以政策网络理论为指导,从共识、治理以及资源的视角构建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网络模型,以此为分析工具,从推进信息化改革、放管服改革以及供给侧改革等路径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发展的举措。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或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他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电子政务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第三部门的兴起两个方面,他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刑事政策变迁与刑种的改革及完善

"严打"刑事政策导致我国现行刑法刑种设置诸多弊端:死刑地位凸现,死刑罪名过多;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之刑期明显过轻,处罚力度不够,报应功能不足;管制刑种形同虚设;导致我国现行刑种设置结构的"两极化"类型.我国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变迁,证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理性抉择.我国刑种的改革及完善方向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导向.应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增加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调整有期徒刑的刑期;增加保安处分并易管制刑于其中;进一步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增设罚金刑易科制度;丰富资格刑的内容.     

“互联网+”环境下的智慧监管模式

“互联网+监管”是我国“放管服”改革的重要途径,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信息平台和多元监管主体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的监管机制亟待建立。本文引入智慧监管理论构建一种新型市场监管模式,从多元监管主体、政策工具组合应用、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的监管信息共享等维度对智慧监管模式进行系统分析,为我国探索“互联网+监管”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路径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新时期,"放管服"改革也面临着效率困境、"信息孤岛"困境、道德风险困境等问题。"互联网+"能为"放管服"改革的开放、互动、一体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及思维方式,助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趋势分析——以退休政策改革过程为例

政策问题的界定是政策分析过程的起点,往往容易受决策者个人偏好的影响而陷入"第三类错误"之中。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原来的"政策问题界定"模式逐渐在改变。文章以"退休政策"改革为例,分析其政策问题界定中体现的参与主体公共性和价值观选择公共性,讨论我国当前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趋势。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管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我国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本文采用这一段时期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变化和影响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陕西省级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新西部大开发部署的推进,陕西省人才政策能否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值得研究。本文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陕西省2008-2020年间颁布的101件省级人才政策文本特征属性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级人才政策的文种类型多样、发文单位较广、年发文量呈波动变化。通过主题词分析,可将省级人才政策划分为初始、发展和巩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差异。人才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适中、需求型稍显不足。未来在完善政策体系的同时,提升人才政策执行的效果将更加有利于陕西省人才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