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探析——以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框架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本文以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框架,从共同理念、战略、结构、体制、风格、人员和技术七个维度,探讨和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的进展和取向,为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略。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管制与服务:行政理论范式的哲学方法论解构

管制公共利益理论、管制俘获理论以及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治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管制与服务都是行政职能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片面地强调服务而弱化管制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治理分析

本文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几种模式,指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治理主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改革中国城市政府、建立高效的城市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处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博弈及其激励

全面深刻地认识几乎存在于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所有领域的政府官员职位晋升的锦标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研究其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治理模式之中的博弈及其激励，以从中发现问题的症结。     

协商治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社会治理创新是指通过重塑治理机制,规范行政力量的治理,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变为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多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行为,其内核就是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作为一种开拓性公共行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存在着主体单一、落地困难和重复创新等问题,也面临制度性、组织性和个体性的障碍。这些问题和障碍的存在会消解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未来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引入协商民主范式,具体路径是构建协商治理,通过协商治理解决创新主体单一和重复创新问题,并把创新有效下沉到社会治理实践中。     

公共治理范式在中国法治下的思考

公共治理范式是对传统的管制模式的一种反思与发展,它试图超越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并已然成为一种新型范式。面对"管制疲劳"的出现,公共治理的崛起成为必然。作为回应性、参与性,主张协作与合作的公共治理在公法领域有其具体的体现。由于中西法治环境的差异,英美国家的公共行政改革早已掀起,而在我国,公共治理的空间有其自身特色。中国法治下独特的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情究竟能给予公共治理多大的空间,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会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中国民粹主义三个动向

在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维权过程中,合理诉求与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关系,两者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这也导致了目前在中国,对于民粹主义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难。     

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逻辑、症候与纾解

算法作为计算机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在数据的喂养下将输入数据转化为输出数据的计算模型,是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要素。随着公共文化传播日益“算法化”,作为技术、权力、媒介的算法成为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算法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公共文化精准推送、以虚拟趣缘社群助力文化共同体构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方式、目标和主体维度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算法是一柄双刃剑,算法落入数据陷阱放大治理公平困境,平台造成的过滤气泡固化受众文化审美“茧房”,对算法的依赖掣肘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由此产生普惠均等困境加剧、公共文化空间逼仄、主流文化价值遗失的症候,阻滞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因而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悖论。为此,需要彰显人文关怀,观照算法“弃民”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提升算法开发者和公众的算法素养,冲破文化审美茧房;强化协同思维,聚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以克服算法依赖。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共治理——基于比较的视角以及启示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的新的治理结构.首先,本文从信度与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其次,从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来分析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从社会责任投资到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径;再次,本文把公司的社会参与纳入公共治理的空间,在那里,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社会正义以及对社区的忠诚;最后,对中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探索.全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试论公共治理的中国模式——以上海市某街道“党建共建”活动为例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历史上缺乏公共治理传统,改革30年来公共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从微观分析看,上海市某街道"党建共建"活动显示出公共治理的某些特征,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着其在公共治理中的特殊地位。案例所展示的执政党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特色公共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构想——中美国家治理案例剖析

弗里德曼曾经说,谁能解释中国现象,谁就能得诺贝尔奖。人们提出了所谓"中国之迷"的命题,即良好的法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法制水平很低,而经济增长却很高。西方理论家的解释是,中国的商业活动更多的不是依赖成文的法律和正式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中国的潜规则与市场经济可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均衡。笔者提出"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国家治理体系立体框架。以此研究各国国家治理的本源基因,试图解释美国、中国成功治理的关键与过程,诊断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揭示以下基本规律: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决于多个要素,多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支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和匹配;各国有自己的协同和匹配,无法照搬照抄;改革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一个要素的改变;协同和匹配是动态的,要与时俱进。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当代中国税收服务模式变革研究——以7-S系统思维模型为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现系统思维的麦肯锡7—S模型被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部门及政府机构应用于分析组织的变革和发展,成为诊断企业问题、变革组织机制、创新组织范式的有效工具。建立现代税收征管新体系,树立纳税服务的理念,是我国当前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以来,税务行政机构依法治税水平不断提高,税务征收法治化、民主化、服务化、科学化程度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税务机关行政方式与当前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在治税的理念、结构、体制、技术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以系统思维的方法,积极推进税收服务模式的变革。     

服务型政府构建下的公务员角色定位的理性思考

创建服务型政府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再造"中职能转变的集中体现。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强调了公共行政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创建服务型政府,要求对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公务员的角色进行理性的定位。"服务者"应具备"公共的人"和"德性的人"的特性。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