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拆分、交互与重构——一项基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府际关系的探索性研究北大核心SSCI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是公共治理与府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黄河流域为研究范本,以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及界面治理为理论依据,结合“结构-过程”模型建构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与过程维度剖析治理界面的交互过程与交互逻辑,呈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全景。研究发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治理界面由纵向、横向及斜向三种治理界面共同组成;府际关系是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核心要素,对治理结构、界面交互的形成与演变有重要影响。当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为纵向“权威干预”动能驱动,以横向界面协同推进为主、斜向界面分工合作为补充的治理范式,仍带有一定的等级权威式属地治理色彩,需从治理结构、交互逻辑、目标整合等方面实现对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路径重构。     

公共治理理念视角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安徽为例

安徽农村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存在许多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在公共治理理念的视角下,以安徽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进程和治理内容三个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通过预警、应急、责任和激励等系列机制的理论阐述,力图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在我国农村所造成的影响提供借鉴和指导。     

跨域公共事务治理制度演进研究

近年来,我国跨域公共事务不断凸显出来,其产生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内在成因主要是跨域公共事务本身的特性,如公共性、外部性和区域性;外在成因有市场化、区域化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等。而传统行政管理下的治理制度对跨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出现大面积失灵,为了实现跨域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良好奏效的制度显得极为重要。跨域公共事务治理制度应形势的需求,在多种动力机制的推动下,沿着＂传统行政管理下的治理制度——区域公共管理下的治理制度——跨域治理下的治理制度＂的路径不断地演进,其演进可分为自然演进和选择性演进两种类型。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码上通行”缘何困难重重？——非对称关系下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以大数据技术作为重要依托的健康码系统跨域协作被非对称的异质性治理环境所解构,使“码上通行”落空而造成“有码难行”。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对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的“结构-过程-结果”梳理后发现,事务性驱动力、领域性驱动力和区域性驱动力是三地健康码互认协作的主要驱动因素,交易成本以及合作风险是各方选择协作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左右协作进程并引发其间“木桶效应”的显现,非对称关系下跨域协作能否实质开展的关键要素则在于各方对于协作净收益的判断。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应急协同中数字治理协作的开展,需要摒弃理想主义的非对称关系思维,在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一种能够积极回应、灵活应对各种跨域公共危机的功能性应急协作关系。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时期,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应对危机,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第三部门、媒体、企业和公民多元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框架是必然趋势。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成了公众心中两大权威,参照协同治理理论,从理念、实践和法制三个维度构建政府与媒体协同治理关系,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使之体系化和机制化尤为重要。由此,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疫苗,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干群关系、技术专家与社会大众关系协调机制,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社区治理机制化、反思性社区教育实践机制等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

跨域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打破了狭隘的行政区划界限,超越了简单的政府单一主体,实现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网络化互动协作治理,成为解决区域问题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主要围绕跨域治理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即什么是跨域治理,跨域治理何以发生,跨域治理的模式选择、机制设计以及面临的制度困境。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分析

公共危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和谐需要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和化解危机。本文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公共危机治理,分析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关联和互动,阐述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适配与嬗变:整体性治理中国化的行政伦理忖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滋生并呈现出激化态势,我国正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以解决当前困境。整体性治理作为西方社会新兴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需求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对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将整体性治理理论本土化必须考虑到本国国情,尤其是在行政伦理层面,包括与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现状、发展前景的适配性考量以及相应的嬗变路径研析。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及其演进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建立在灾害应对长期实践基础之上，它具有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演进特征，并与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形成了制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特征。21世纪以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东亚非典疫情（SARS）等事件导致全球公共危机问题更加凸显和严峻，这也影响到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它出现了向一元化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探讨——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念,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延续。实现广西的"两个建成"要求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在"以合作促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良性的、高效的政府合作机制迫在眉睫。阐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寻找该理论与政府合作机制构建的耦合点,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的现状,有利于提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扩宽合作平台、实现网络一体化等的对策建议。     

日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当今社会中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较之以往,当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有着适应性不足的困境,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我国对于协同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应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日本是现代型发达国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危机治理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本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案例,仔细分析与研究了日本在公共危机下各方协同治理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总结概括了对我国协同治理的一些启示,希望能对我国危机治理提供参考。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探析我国事故灾难危机治理的行动策略

迄今为止,传统的＂管理＂思维贯穿于我国公共危机理论研究与政府应急实践,惯用的纯社会动员方法和纯行政命令方式所暴露出的问题正在积聚成潜藏于未来的思想危机,无法满足未来中国应对系统性危机的长远需要。而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频繁发生的事故灾难危机,更需要我们以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为视角,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事故灾难危机治理体系,使之形成全主体、全威胁要素、全过程应对事故灾难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危机治理的行动规则;完善应急监管联动机制,锻造危机治理的应对能力;加快应急平台建设,增强危机治理的运行效能;加强应急知识学习,提高危机治理的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