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浅论

先秦儒家之“知”是伦理之“善”与认识论之“真”的融合,可称之为道德认识论,具有“合真善而向美”的三维价值属性。如何让“知”达到“合宜”,实现道德认识践履的合理性以及适当性,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论域。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以对“中”这一方法论原则的阐扬和“他者”即“天”“人”的显明设定,来解决道德认识何以合宜问题。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规约,提供给我们一种儒家式生活方式,它将为化解个人、社会、自然等方面出现的利害冲突,实现新时代人之美好生活提供借鉴。     

主体间性:女性主体性的继承和超越

如何界定女性主体性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追溯主体性在女权主义史上的发展轨迹发现,无论是现代女权主义还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在对女性主体性追求的同时都陷入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困境。结合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女性主体性：一是个体层面,二是社会层面。从主体间性来把握主体性可以克服女权主义的二元客体困境,最终实现两性“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二难性及其解决思路

时下村民自治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 ,集中体现在“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和“村民矛盾”等三对矛盾上面 ;二难的内在成因是国家在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进退失据 ;二难性之解决 ,可以考虑从规则内博弈—→规则之博弈、治理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单一化组织—→多元化组织、单维度视角—→多维度视角等四个方面着手。     

认识论研究的主体间性视域

近些年我国的认识论研究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上仍然受困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很早就看到近代认识论的弊端,较早地提出了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以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这为我们走出认识论研究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体论生存论角度探讨主体间性思想,以期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可以为克服唯我论和独断论弊端。     

论庄子的性命说与观物论中的道性二重观

《庄子》一书汇辑了庄子不同时期的著作，其学以性命说为理论基石。本文从《庄子》文本出发，着重探讨了庄子性命说的理论建构，并对其“以性观物”与“以道观物”的道性二重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庄子的“以性观物论”，试图说明万物差异性的内在根据，并为无为论提供理论前提；他的“以道观物论”，意在揭示万物的差异以及人的似乎绝然对立的种种观念的相对性。庄子并未用“以道观物”来消解从“以性观物”所得出的有关万物差异性的结论，因而不应将庄子归结为相对主义。最后，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古代辨证思维的充分拓展，堵塞了形式逻辑的发展道路，这究竟是长处还是不足，不能简单认定。     

后儒家论纲——儒家传统的自我否定与重构

所谓后儒家之“后”,是相对于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意指后儒家根本否定它们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和特殊主义架构。所谓后儒家之“儒家”是就延续儒家传统自身而言,将它包含的种种健康因素以一种新型异质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出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论民事纠纷可诉性的界限

为实效性保障国民的诉权，避免民事诉讼被目前在我国兴起的ADR运动所遮蔽，厘清民事纠纷可诉性的界限十分重要。我国民事诉讼受到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思维方式和法条主义机械司法的影响，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十分狭窄，法官在面临新型案件时常捉襟见肘。通过诉之利益可以弥补实体法的缺漏j保护“形成中的权利”，确立“法律上的争讼性”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有效机制。法官在能动司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不应逾越的界限，因此法官在解纷可诉性的范围上也必须保持应有的司法克制。     

谈谈长期股权投资的类型与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方法与长期股权投资的类型密切相关。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的不同影响可以分为：“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与之相对立。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过程中分别采用“完全合并法”、“比例合并法”和“权益法”．可以很好地反应在“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三种长期股权投资类型下所形成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经济实质与现实。     

《中庸》若干问题探析

《中庸》作为阐述儒家本体论、道德论与方法论的哲学著作,历代学者对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解读。本文结合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庸》的若干问题加以探析,试析“性”、“道”、“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出“中和”是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以“合外内之道”作为论述中庸之道的思想内核,“诚”是《中庸》的中心观念,时中是中庸的方法论之核心。     

刑事领域涉性评价“泛道德化”倾向批哭——以当下中国大陆为视阈

“泛道德化”之不可取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刑事领域中,涉性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以及学术研究,都存在着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这种倾向与科学、理性的精神背道而驰,亟待矫正。涉性评价的“泛道德化”倾向之祛除,将依赖于公民的性权利得到正视、强调及落实。     

儒家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优越性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问题被提出,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消亡与复兴,由此并产生了新儒家思想。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新儒家思想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植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建立在现代化中国基础之上,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占主体地位的新型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立国之本＂的主体地位有着历史、现实和群众的基础,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无法挑战与取代。     

论《新青年》的反孔非儒

把<新青年>的反孔非儒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对历史的误解.从启蒙思路的演进、文化反思和现实批判的融合以及历史性格和言说策略的链接等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新青年>的反孔非儒具有理性和激情的二重个性.它既是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现实的激情的一次炽烈燃烧,也是对传统儒学所作的一次深刻的理性拷问.     

以晋商常家为个案探讨“儒商”商业伦理特质

儒商是"崇尚儒家学说并以儒家思想指导经商实践且有所建树的商人".与其他商人相比,儒商具有自身的商业伦理特质,明清时期的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就是儒商的典范.常家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将儒商大义与商家的逐利有机结合,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策略的融合,诚为一代儒商.     

浅析新儒学的法律观及对律学的影响

两汉基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的个人才智和个性以及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确立了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该思想以其独特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理论原则影响着中国封建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韩国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现行改革

韩国是一个以儒家伦理为主要道德理念的国家,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二战”以后,韩国的道德教育走过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回眸这段历史,考察、分析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及目前韩国实施的道德教育改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工作,具有借鉴价值。     

孔子军事文化遗产与传承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文明发展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军事思想就文化层面来讲也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这一点有时会被忽视。本文首先从史籍记载的孔子的家世、生平活动、教育成就等方面考证孔子的军事造诣。详细论述了以“仁哉”、“慎战”、“教战”为特色的孔子军事文化遗产与后世传承。     

略论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冯桂芬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鲜明地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对于理解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时的能量与机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及其影响

徐光启的译著《几何原本》不仅影响着中国数学的发展,也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入了新鲜元素。他把西方的科学方法总结为“由数达理”,认为科学成果应当理、义、法、数四者兼备,其中理和义居于更重要的地位。科学的发展在于世代传承,这就需要一个学术群体;科学理论是可错的,因而也是可修正的。对于西方文化, 徐光启注意到了它的工具价值,但是两种价值在徐光启那里并非结合得非常完美。徐光启作为中国科学译著的先师、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传统的革命者, 都是当之无愧的。     

略论牟宗三的董学研究及其意义

董仲舒在两汉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牟宗三的董学研究不仅将董仲舒与贾谊以及汉武帝前后连通统贯起来,而且将董仲舒与西汉的复古更化运动以及“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论述了董仲舒思想的伟大贡献及其合理性,同时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牟宗三在其董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将历史、政治、文化以至审美与哲学相...     

对中国睦邻外交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

中国的睦邻外交古已有之、于今为盛,构成了广义国际关系史中的一大独特景观。中国历代长期与自觉地坚持睦邻外交,既有以儒家为主、传统王道战略文化的主观原因,也有国家利益与实力对比的客观原因。只有将强调主观因素的建构主义与强调客观因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才能比较充分地解释中国睦邻外交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与时偕行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