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创新的路径极大地影响着创新的结果。在新农村建设的新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制度创新要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要承担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责任;强制性制度变迁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础。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内生动力回应制度不均衡时提供的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塘约村的公共危机事件激发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诱发了村庄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摒弃精英俘获,采取选择性激励、重复性博弈、参与式治理、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嵌入的方式,构建新的村庄治理结构。然而,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存在"搭便车""激励不足"等潜在风险,从而导致村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因此,为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而在时机成熟时促使部分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指导、扶持与激励,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的格局。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根据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实践进路.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主体和途径选择以及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首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的效率要大于以往的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次,由政府引导各方共同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其政府和转户群体的制度变迁支出成本属于可控范围,但是企业支出成本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参与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同时新的制度变迁可能增加一些制度偏离行为,使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短期内不能达到均衡,本文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有效地加强制度供给。     

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充分条件

中国以授权试点和财政权力下放方式进行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这标志着我国制度变迁方式已由初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中间扩散型转变。但是 ,这种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能否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实力增强到足以独自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 ,并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本文的结论是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仅是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是不断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结构 )的形成、竞争和发展。     

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制度变迁.比较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可得到几点宝贵的启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分析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实际发生不仅取决于引起变迁需求的外部利润 ,而且还受制于影响变迁供给的诸因素 ,制度变迁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演化的趋势。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 ,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 ,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制度变迁与中国当代

西方经济学从学派上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大派别。由制度学派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一、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有诺斯、戴维斯和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制度变迁的分类及特点: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一个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遵循"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变迁"的发展路径,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并且这种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收益,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两种路径依赖特性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制度改革锁定在一种僵滞时期.目前改革的重任就是突破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改革向和阶段性突破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文章运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并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变迁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从管制到共治:国家与社会双维度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区管理与治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城乡融合型社区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交替主导下依次体现为国家主导范式、社区自治范式和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共治协同范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制度变迁下的范式转换,在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之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意味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融,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融来调节共治的角色冲突,实现新的定位;通过强制性与诱致性的互融,化解共建的价值对立,实现新的调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互融,突破共享的制度障碍。这种互融最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在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中实现均衡状态:一方面,应结合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特色建构多元主体均衡的格局;另一方面,应从法治保障完善出发,激发制度变迁中强制性动力与诱致性动力共同发挥作用,将“话语的制度”转变为“实践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型社区共治协同。     

论人力资本培育制度的变迁

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是约束与激励人力资本培育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是一个系统,涉及到与之相关的许多方面。本文仅对人力资本培育制度的变迁作些探讨。一、人力资本培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我国,人力资本培育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人力资本培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层次和结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一需求变动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出现严重非均衡状态,即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培育主体纷纷做出决策…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生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和农业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差异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状态.这种由内部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革,实施城乡协同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与方式

近20年来,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地方政府和农村群众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其制度创新的方式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基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及政府管理目标,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持续及成功,一方面要依赖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要切实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民主管理、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激进还是渐进:不同国家制度变迁道路与方式的比较分析--以市场取向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为背景

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都有着自己的惯性与相对稳定性,由于路径依赖影响性的存在,因而大多数的制度变迁应是渐进的和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情况就大都如此.前苏联与原东欧国家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虽有理论上的完善逻辑性,但实际成效却差强人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由于符合中国国情与制度变迁需求,因而实践中的成效却是十分显著的.     

试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

政治企业家的净利益是一国制度变迁函数的自变量之一，对具有不完备政治市场的集权政治结构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作者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模式定义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并用政治企业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政治行为来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用政治企业家的效益、成本函数来理解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渐进性、强制性、盈利性、边际性、局部性、试验性等特性。这一模型内在矛盾的充分展现部分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停滞乃至逆转。从政治企业家主导型转化为企业家主导型，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变迁和意识调整，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深化的充分条件。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博弈分析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所诱致。因此,全面认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和表现形式成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首要前提。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是由制度演化的路径和变迁的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化路径和变迁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实现公共物品均衡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加理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