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调解中提升公众社会责任感

在民事调解中提升公众社会责任感,一要以实现自我革新促成各方义务意识的提升,使纠纷各方能够在平衡己方和对方权责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道德性妥协;二要以当事人作主促成各方参与意识的提升,增强当事各方和相关方在调解中的参与性;三要以精心设计的调解程序促成各方规则意识的提升,使纠纷各方能够在规则范围内承担权责;四要以适当的调解策略促成各方理性对话与妥协意识的提升,帮助各方理性对话、和平沟通并保持和改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调解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必要牲和可行性研究

调解的存在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及现代社会的法律背景。调解具有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的必要性。婚姻家庭纠纷的多样性和纠纷当事人追求婚姻家庭纠纷解决价值的多元化,决定了调解可成为婚姻家庭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同时,调解中体现的"和"的思想及调解解决纠纷较之其它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使其具有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的可行性。     

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实际运作、存在问题与完善对策

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有效制度。目前,该制度在功能定位、调解方式、受理纠纷范围等方面尚存缺陷。并且,由于保障不足,实施纠纷调解常常与基层治理其他工作的开展存在冲突。因此,应该从制度的自身建设、实施过程以及监督管理等环节入手,不断完善农村纠纷调解制度。     

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法社会学分析——从鲁东南乡村调查展开

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原有的社会功能正随着解决民事纠纷比例上的下降而逐步弱化。由乡村的个案调查展开,从宏观视角分析,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变化削弱了民间调解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村级人民调解组织随着基层自治组织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而失去权威,无法满足农民纠纷解决的需求;从微观视角分析,作为调解人员的村干部由于积极性、专业性不高难以胜任调解工作,村人民调解的公正性也受到调解者与当事人人际关系亲疏有别的不利影响。     

要学会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各类案件及纠纷数量成倍增长,仅 1998年至 1999年,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及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511万余件;民间纠纷的主体由公民与公民转化为公民与经济组织、企业、基层干部、基层政府及管理部门等;民间纠纷的内容由婚姻、家庭、邻里、继承、赡养、房屋宅基地、争山、水、地、林木等简单的涉及人身权益、财产权益方面的纠纷,发展为经济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干部关系纠纷、下岗待岗职工与企业的纠纷等;民间纠纷的表现形式由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的亲…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人民调解——基于对湖北省某镇的实证调查

纠纷调解作为地方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必须在采用人民调解方式的同时，重视发挥政府、社会、民众在纠纷调解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树立农村人民调解的组织权威、培养和提高调解主体的素质、规范和衔接调解方式、投入调解资金等措施，不断健全农村人民调解机制，有效化解乡土纠纷，提高乡镇治理绩效，维护乡土社会稳定。     

关于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随着审判任务的日益繁重,调解这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越发受到重视,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有效地推动了法院的调解工作开展,案件调解率大大提高,大量的诉讼纠纷被化解,社会矛盾被钝化,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讼累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好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劳动调解制度向何处去

一、劳动调解制度的重要意义调解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外化解纠纷的重要途径。它能通过劝导、建议和调停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合解,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消除矛盾。其中,独立的劳动调解制度在协调劳动双方当事人利益、平息劳动争议、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劳动法律关系作为脱胎于民事雇佣合同的社会重要关系,不同于一般民事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而更多地体现着身份关系的属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比一般民商事主体更强调相互的信赖和合作。比如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     

行政诉讼调解:基于能动司法的语义、功能及限度分析

司法能动主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出现,其主要依据是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得到了实践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案件数量增多而司法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就必须加大行政诉讼调解的力度。为此,在明确行政诉讼调解限度的前提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多方合作解决纷争,将行政诉讼机制与调解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统一体,建构化解矛盾的综合优势和长效机制,从而缓解行政诉讼资源有限与人们诉讼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     

浅谈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完善

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矛盾越发的向复杂化,多元化发展,在现代社会司法的需求中已经不能仅凭单一的方法来进行解决,需要用多元化的矛盾解决机制来进行解决。在我国现代农村社会,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并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法院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去。由此,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诉讼与调解进行对接是我国现在社会中矛盾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不断加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有利于及时合理化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多样化纠纷。     

农村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从农村纠纷调解的视角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纠纷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处在化解农村纠纷、协调各方利益的正前沿.针对当前基层党组织在调解农村矛盾纠纷中所存在的专业水平低、手段落后、方法单一等薄弱点,必须通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来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法治水平和化解纠纷的实际本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推进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论恶意调解之防范及规制——以现象成因分析为基础

恶意调解背离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原义,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审判秩序。实践中,多数虚假诉讼通过恶意调解结案。"注重调解的司法政策"、"当事人对调解中合意机制的利用"、"社会诚信的缺失"是恶意调解产生的重要原因。现行诉讼法对恶意调解及其引发的恶意诉讼惩罚机制的缺位,也使恶意调解者、诉讼者有恃无恐。可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对恶意调解加以规制。事前规制主要是通过完善相应立法,以加大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力度,使当事人对恶意调解的后果有明确的预测与判断,对其起到足够的遏制作用。事中规制主要是要增强法官在诉讼中发现当事人恶意调解的能力,以正当的程序设计实现当事人与法官间调解权力的平衡。事后规制则重点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恶意调解提出抗诉的权力,加大对恶意调解的刑事惩处力度,设立相对完备的恶意调解诉讼侵权制度。     

纠纷当事人向诉讼当事人的技术性转化

诉讼当事人是纠纷当事人直接转化或经过技术化处理后转化而来。在常态下,纠纷当事人能够直接转化为诉讼当事人。但在特殊情形下,比如纠纷当事人不符合诉讼当事人资格要件或纠纷当事人的数量超越诉讼空间或格局能够容纳的极限,都会使当事人转化面临阻碍。这就需要进行技术性处理,丰富既有理论、改造当事人制度,使纠纷得到适当且有效的解决。     

调解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中的特殊功能和特点研究

调解是纠纷解决的一种重要方式。调解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中具有有利于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既满足人们解决纠纷，又“家丑不外扬”的心理；早已内化为人们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一种重要方式等特殊功能和特点。但我国原有的调解制度很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调解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不断完善调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在婚姻家庭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劳动争议案件的律师调解机制研究

律师参与调解劳动争议案件在当前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它可以减少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程序成本,有效实现息讼止争。以律师调解机构为代表的营利性中介调解组织为当事人提供争端调处服务并收取适当费用,具有许多司法、仲裁、行政和人民调解所不具备的优点。目前需要由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和法院,制定和完善相关行业规范,使该项业务能有序、诚信、高效地开展,包括完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与司法确认的对接机制、建立高效有序的劳动争议律师调解服务机制以及加强劳动争议律师调解员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建设等。     

环境民事纠纷调解之经济学分析

随着我国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社会变迁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逐渐力不从心,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调解解决机制为环境纠纷的妥善处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式和平台,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也愈来愈体现出它的成本、效益优势.运用经济学有效的分析工具,探析环境纠纷中采取"调解"机理的经济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完善"调解体系建设"的若干新思路.     

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捷径

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20多年,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尤其最近几年,无论是两岸贸易,还是台商赴大陆投资,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两岸经济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在形成。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纠纷,并且纠纷的复杂程度升高,解决难度加大。两岸经贸纠纷如何解决,成为两岸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台商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记者走访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贸促会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王生长博士。他认为,仲裁是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一条快速、有效途径。据王生长介绍,目前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途径主要有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机构调解、法院诉讼等方式。纠纷发生后,如果当事双方不能自行协商解决,可请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处。鉴于台商投资的特殊性,各级政府台办都设立了台商投诉中心等组织,专门     

对我国群体诉讼有关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群体性纠纷逐渐增多.群体诉讼作为解决群体纠纷而设计的诉讼制度,立足于我国群体诉讼的法经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区分公益诉讼和群体诉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建立示范诉讼制度,并发挥群体诉讼中行政权和律师的作用,重视当事人双方的调解意愿,以解决我国群体诉讼所面临的问题.     

人民调解制度与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之比较

调解制度是一种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它在处理社会纠纷,平复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在走过了最初的辉煌后,渐渐陷入了困境。以台湾地区的调解制度为例,从台湾调解和大陆民间调解制度的现状、两岸民间调解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给出保障调解协议效力、加强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法院的联系、提高调解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设立调解的救济制度等方面完善大陆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希望对中国调解制度的改革有所益处。     

建立劳动纠纷综合调解机制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创新劳动纠纷调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调研访谈,梳理分析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纠纷处理机制尚需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树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设计、发展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提高调解员能力素质、强化调解协议效力等构建劳动纠纷综合调解机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