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程序如何介入行政程序——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的衔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规定,明确了党内请示报告程序介入行政程序的制度安排。作为衔接党规与国法的新型制度尝试,党内程序介入行政决策程序,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必然趋势,又是宪法“本质特征条款”的重要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中,行政决策机关不是以机关的名义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而是以决策机关内设的党组名义履行上述程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名义向党委请示报告。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党内重大事项报告之间为包含关系,意味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作为重大报告事项中的一部分均应履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并贯穿于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探析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目标的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旨在追求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尤其注重决策质量、效率和程序,使得重大行政决策流程、程序、阶段环节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决策、行政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明确了决策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意义《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为各级人民政府在作出和调整重大行政决策时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法律依据。《条例》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战略新形势下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功能视域下的审查主体研究

把决策机关法制机构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是我国地方政府立法实践中的主要做法。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行政决策机关内部事中的行政自我规制,其准确的功能定位应是决策机关内部的法律论证,因此,合法性审查主体必须具备"行政隶属于决策机关"和"法律专业性"这两个基本特征。遵循新一轮机构改革和国务院最新颁布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关于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非排他性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和县级以上政府所属部门内设的政策法规司(处、科)是对应决策机关实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主体。决策机关法制机构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主体是现有决策模式下更为切实可行的制度选择。     

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以辽宁省为例分析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而决策合法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合法作为决策的第一要件,既需要实体法的规制,更需要程序法的规范,十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日益明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问题导向,提出了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针对重大行政决策五大程序之一的合法性审查程序,我们以辽宁为视角,成立联合调研组,对省内部分政府及职能部门调研,总结合法性审查的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为政府决策和国家立法提供支持。     

论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必要性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是指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为防止违法决策而对决策权限是否于法有据,决策程序是否依法进行,决策结果和决策实施的效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进行论证的一种行政咨询行为和内部程序制度。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一、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时代,我国政…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而言,风险评估制度能够发挥降低行政决策的风险性、协调系列决策和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作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面临地方性立法、评估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和民众程序参与意识淡薄等问题.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责任追究机制、提高民众决策程序和权利救济意识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行政决策模式转型与新型智库建设——基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分析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行政决策模式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行政决策模式从管理主义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为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行政决策程序的角度讲,智库需要为公众参与进行引导、为专家咨询提供保障、为可行性论证保持理性、为环境影响评价发挥作用。然而在当前行政决策程序下,智库建设还存在着公众参与引导不畅、专家咨询角色错位、可行性论证走过场、环境影响评价缺乏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实现智库参与的程序化、确保智库构成的合理化、促进智库组织的协调化等方面,进一步发挥智库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

<正>日前,我省正式出台《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要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制度,对没有履行法定行政决策程序造成的决策严重失误或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     

外埠借鉴

成都出台依法行政五年规划着力构建政府信任体系据2005年6月6日《四川日报》报道,成都市政府制定了《成都市依法行政五年规划》,着力构建政府信任体系。主要措施有:一是重大行政决策要先审查。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事先要经合法性审查,对决策权限是否于法有据,决策程序是否依法进行,决策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进行认证。二是“红头文件”不得随便出。建立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制度。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临时性行政机构、议事协调机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市及区(市、县)政府的派出机关除法律、法规或…     

行政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失误主要表现为长官意志型、经验型、官僚低效型、急功近利型四种类型。导致行政决策失误的原因很多，主要体现在决策体制高度集权、相对封闭，有些领导者素质不高，在决策过程中缺乏运用现代决策理论和先进的信息技术三个方面。为了克服行政决策失误，应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体制，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组建高效的决策干部队伍，提高行政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加快吸收现代科学成果，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与效率。     

一张图读懂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健全宪法实施和数据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除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从行政决策主体着眼，谈如何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

决策是人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行政决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行政机关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经常性的活动。本文通过对行政决策概念的认识，进而分析行政决策主体对行政决策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合理提高行政决策有效途径，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使社会稳定向前发展。     

《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正>11月5日,省政府审议通过的《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11月19日起施行,标志着我省实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规定》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适用主体主要是县级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包括县级以上政府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和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等。同时,《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也给予明确界定,即县级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对关系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     

从欧美国家行政决策制度的特点看我国行政决策制度的改革

当代行政决策已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环节,具有全面权衡性、核心性、非营利性、时效性等特征。随着服务型政府的逐渐形成,欧美发达国家行政决策制度具备了决策主体明确、权责分明,政府职能定位合理,决策程序科学严谨,咨询参与机制健全,决策问责机制比较完备等特点。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可以从实行“行政三分制”,建立依法决策体系,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等方面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制度。     

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并不是替代行政机关作出决策，而是为了促成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使行政决策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化行为。当前我国行政决策中公共参与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决定中无法吸纳公众的意见，在我国要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就必须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有关规定

为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5年6月1日已实施。按照《规定》要求形成的重大行政决策,充分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决策的质量更高,从根本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可执行性。为便于广大读者了解《规定》,本刊就有关内容进行解读。     

美英行政决策体制比较

美英两国在不同的历史基础和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根本政治制度塑造了它们不同的行政决策体制,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党的作用、政府首脑的职权和议会两院的权力分配等方面。但同时两国行政决策体制在发展的动向上又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强行政、利益集团在行政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对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增强等。     

浅谈如何提高政府危机决策能力

政府危机决策在决策目标、决策条件、决策程序和决策效果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对政府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成功化解公共危机事件，必须加强危机决策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     

行政决策创新与发展之我见

一、行政决策的涵义与类型《韩非子·孤愤》中有"智者决策于愚人",韩信提出过有名的"决策向东,争权天下"的思想。但是作为一门学术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提出。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程序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我国行政学界认为,行政决策是指掌管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标,履行行政职能,而制定与选择行政方案,作出决定的过程。这一涵义更侧重从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的法治风险及其化解路径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契合行政决策体制改革方向，能够应用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和多领域。其意义在于通过辅助公众参与、识别公众需求、自动收集数据、深度学习自主推导、评估风险预测行为、全面收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以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但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可能存在法治风险：算法隐匿和算法偏差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包括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权益关切、隐私保护和平等对待要求；算法代表和算法至上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包括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愿表达、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程序性参与；当出现算法决策错误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法治原理中的良法善治要求。因此，应当围绕人工智能算法问题，从人工智能算法自身、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三个方向寻找法治出路，完善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化设计，加强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性、伦理性和合规性审查，完善算法公开制度，健全算法辅助决策的行政责任制度，从而契合行政法治原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