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承包"的理论探讨

"治安承包"是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有偿承包交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考核奖惩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其理论依据:治安承包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公共治安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并不排斥由私人来生产:公共治安需求的多样性与提供的单一性矛盾,需要引入多元公共治安的提供方式;治安承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治安承包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具体操作。     

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深化,是我国预防犯罪、维护治安稳定、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不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适应日益动态化、复杂化的严峻社会治安形势的迫切需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用科学的发展观构建行之有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十分必要。     

对“治安承包“的思考

"治安承包"作为一种"本土化"的预防犯罪模式,其产生是世界警务形势与我国社会治安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它其实属于社区警务改革的诸多法门之一。建立在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治安承包"是有相应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但也有令人思考的余地。     

加强企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析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经济组织,社会     

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0年回顾

天津市多年来一直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近10年来,天津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开拓进取,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治安良好的路子.     

论人的因素与综合治理效能的实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根本好转的必由之路。综合治理扩大了治安管理主体的覆盖面 ,激发了社会公众齐抓共管社会治安的参与意识 ,强化了社会公众维护治安的责任心。同时 ,对于增强社会公众守望相助意识 ,扩大庭外调解功能 ,体现儒家礼德治国的思想精髓 ,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培养人的素质以全面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效能已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辨录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社会工程决策在1978年就被提了出来,1991年重申并予以强化。为了使这个带有社会主制度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的治理治安问题的根本良策在实践中卓见成效,有必要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关系加以思辨,以求得理性的明晰。“一”和“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该是“一“和“多”的统一。所谓“一”,就是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性上始终如一,那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究——以河南省A市综治联动社会治理为例

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是新时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由于社会流动人口和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多、治安治理主体单一、治安治理模式传统、信息化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存在,致使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一系列困境。河南省A市“综治联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法的启示在于:综治工作应从坚持党委领导、确立政府责任、完善法治保障、打造协同治理、提升专业化水平几个方面入手,为加快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     

加强治安防范机制建设 增强控制治安能力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努力加强治安防范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几点思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实施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社会风险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由政府一家主导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治安管理模式,亟需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治安服务。在借鉴国外公共事务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应从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方面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创新。     

治安防控社会化的思考——以资阳市为例

社会化是公安机关有效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核心战斗力、追求警务效能最大化的必然选择。资阳市公安局在治安防控走社会化道路上也找到了一些切入点,成效明显,但也面临的一些问题。其启示是：实现治安防控社会化的关键是改革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强化顶层思维,抓住治安防控社会化工作政府性和市场性两个特征,建立起“党政主导、公安主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治安防控新格局。     

公安机关创新社会管理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类刑事犯罪、治安事件、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求迫在眉睫。公安机关应当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大力提高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以政府发展为中心健全社会管理新格局;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打防控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治安动态管控水平;着力创新互联网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控能力;加强海上治安管理工作,提升沿海管控新水平;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切实提升社会矛盾掌控和化解水平。     

基层公安机关犯罪治安预防与案件侦破协作机制探索

在我国犯罪防控的诸多措施与机制中,基层公安机关即基层派出所的犯罪治安预防以其最贴近社会面、最贴近社会底层而在犯罪防控体系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基层公安机关除了常规的警务日常管理工作与治安案件处置外,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治安预防工作不仅能使地区发案率下降,而且一旦发生恶性案件,日常良好的防控工作也会为案件的侦破提供快速反应的基础以及协作刑侦部门破案的高效率性。目前,基层公安派出所的工作机制与犯罪防控基本要求的不匹配现象仍然存在,怎样使基层公安机关在犯罪防控工作及在协助刑侦部门案件侦破工作上做到基础扎实、反应快速、协作高效,减少社会恶性案件的频繁发生,并提高配合刑侦部门的侦查工作的能力,是摆在基层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派出所面前的难点与重点。     

论基层公安机关控制力的实现——以改革开放30年普陀公安工作的发展变化为研究视角

公安机关作为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社会控制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当前在实现基层公安机关控制力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基层公安机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提高基层公安机关控制力的方向和途径,即科学创新、情报信息、警察权威、公共关系和内部管理等,以进一步提高对社会政治、治安秩序的控制能力。     

公安大情报理念下的公安情报教育初探--以四川警察学院为例

随着公安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公安大情报理念下的公安情报教育在探索中发展。四川警察学院开设涵盖公安情报基础理论、公安情报采集、存储检索、分析等内容的公安情报学课程,并采用问卷和访谈法收集教学反馈,显示课程所学知识和技能对公安情报工作具有积极作用。通过与国内公安院校公安情报教育,包括公安情报学科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和建设进程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提出公安情报教育在未来发展中要进一步明确教学重点、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加强教材建设和密切校局合作。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主要特点

由于实施17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对其作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和领域,规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也将受到处罚等;新增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照,限期出境等三种处罚,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规范了执法程序,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注重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对加强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管理将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治安历史特点研究

对5000年的中国古代治安历史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影响中国古代治安的因素有三个层面：首先，在法理层面（国家的治安思想、治安法理、治安方略的理论基础），儒法学说确立了治安理论体系，为历代执政者在治安思想上确定了最终的方向；其次，在体制层面（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安全机制和国家行政体制基础上的治安体制）．众多民间自治组织成为了历代王朝维持社会治安运行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最后，在操作层面（指历代政权治安业务的实际展开，以及所采取的治安措施），用三大治安制度构筑了社会的安全防线。     

论公安人才EQ素质的培养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公安人才应具备高尚的人格素养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而这些均属EQ素质的范畴。对我国公安院校毕业生EQ的调查、分析、比较,发现我国公安人才的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特别EQ素质存在较严重缺陷。为了培养出面向21世纪的公安高层次人才,公安院校对开设课程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要拓宽公安学科的知识领域;二要改进“两课”教学的方法;三要加强人文社科艺术类课程的教学力度,使其内化为学生高尚人格的营养素;四要改革警体训练,在练“体”的同时注重练“心”,使公安院校的学生成为EQ素质和IQ素质和谐发展的人才。     

城镇化进程中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我国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面临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流动人口增多、社会资源需求冲突、社会治安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分析城镇化背景下贵州省现有治安状况的特点,针对当前治安防控手段的不足,明确信息化在治安防控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空间预防理论为指导,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中,实现对治安防控的宏观掌握,以保障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     

和谐社会与公安工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公安机关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公安工作的实际出发,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