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学的批评经验与“文化诗学”的话语建构

汉语语境下的"文化诗学",在它的批评实践过程中已具备了人文理性的内涵,是汉语诗学在当下文学艺术话语建构中的结果.汉语语境里对"文化诗学"的话语建构,最关键的环节是恢复了这个概念里的"历史意识".这个恢复,既体现了汉语诗学的历史批评传统,同时又彰显了这个术语时代精神的现实关怀.走向"文化诗学",蕴涵着汉语诗学对文本的文化时空的再度开掘.它的思想指向,是对过去诗学研究经验的累积,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未来的理性要求.     

弘扬优秀传统：江泽民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特色

江泽民的文化思想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和政策 ,进一步把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强调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并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 ,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突出强调文化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文化观 ,是用新的论断和阐释所形成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     

和谐文化的价值诉求

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它的价值诉求应包括三层内涵,即:人的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     

六中全会的三个高度

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这不仅鼓舞人心，也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也标志党对文化战略制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无论就思想渊源还是就研究派别而言,新马克思主义都是当前文化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一维,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这种转向结束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为文化研究开始建构一种摆脱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新的理论方法和模式提供了可能。     

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视角

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翻译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现象。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因此，翻译的定义也应该从单一的语言学定义发展为多重定义，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     

关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研究曾经经历了引人注目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在冲突中达成妥协的动态过程,而使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分天下之后,开辟出一种新的方法视野。以深深卷入争夺、赢得、丧失和抵制霸权的过程为背景,使我们重构大众文化研究当务之急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有了可能。     

黄遵宪诗学实践和新诗关系再定位

学界一般认为 ,黄遵宪的诗学实践是五四新诗的过渡或者起源。本文对此提出质疑 ,通过在近现代语言文化断裂背景上对二者的比较 ,认为黄遵宪的诗学革命和实践与新诗的发生是两种不同路向上的诗歌变革 ,不宜定位为直接的源流关系     

模因论与隐喻研究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以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文化进化规律进行阐释的一种新理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本文以一般意义上的隐喻为研究对象,把模因论引入隐喻研究,以模因论的视角来分析隐喻,为隐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党内政治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增强自觉是条件,坚定自信是关键,实现自强是目的。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觉,体现为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地位作用的自觉认识和其历史责任的自觉担当。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体现为对党内政治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其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关键要做到破立结合、研究阐释并举。     

文化视野下的文学整合及其可能

较长一个时期,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期研究成为文学史建构和文学学阐释的书写惯例,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从文化学方法论出发,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联性进行考察描述,在文化关怀、文化审美和文化组织三个层面作整体性的文学学的阐释,于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关系上寻求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和文化特质。     

从山寨文化反思我国的主流文化建设

山寨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其产生和迅速被人们接受有一定的客观的现实原因。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形态,山寨文化的出现折射出我国主流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些问题,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提升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强——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几点体会

启瑄在《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一文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阐释。作者认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在全会精神指引下,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法院文化与法院文化建设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以法官为主体和代表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必然也形成一种特定的法院文化。它由三部分构成,又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在培育法院文化中,我们既要看到它个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与整个社会文化共融共生的一面,只有不断总结和吸纳社会文化的优良成分,切实在新的体制和新的机制条件下,按照新的形势和要求对之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熔铸与外向锤炼,才能真正构建起先进的法院文化。     

试论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山西文化强省的作用

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目前的史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既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又是解读区域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山西文化强省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省情,摸清家底;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艺术,抢救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山西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培养山西人的文化自信;有效推动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山西经济持续、高效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几点思考

网络文化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要按照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趋利避害、兴利除弊,发挥网络文化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结构及其超越逻辑

从系统论视角进行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结构、严谨逻辑层次、严格主线遵循的科学思想体系,并由此呈现出清晰而显著的超越逻辑。在文化形态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提出并阐释“第二个结合”的论断,呈现出以动态发展超越静态固化的必然逻辑。在文化本质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提出和阐释“三个最”“日用而不觉”的论断,呈现出以自由标识超越教化工具的必然逻辑。在文化领导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提出和阐释“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论断,呈现出以政党推动超越无序发展的必然逻辑。在文化交往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提出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呈现出以交流互鉴超越冲突隔阂的必然逻辑。     

抗战时期中共对黄帝的认知与符号构建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未能注意黄帝符号的独立阐释对政权合法性论证上的意义,在黄帝宣传上多次遭受挫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黄帝陵资源上的排斥举动凸显了中共自身文化资源与黄帝作为民族国家始祖所需要求上的差距。在多次尝试运用黄帝陵符号未果后,中共开始寻求黄帝符号新的阐释路径。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的指导下,中共同知识分子积极合作,通过将黄帝文化资源的地域范围扩大至陕北边区,以黄河为纽带,尝试发现黄帝与延安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对黄帝时代意义的抽象提炼,证明了黄帝与中共的精神传承关系。中共黄帝符号构建的形成,表明团结各方力量,充分利用因时制宜的各项策略与机构的外部形塑作用,是中共在战争特殊时期改造传统文化符号的有效模式。     

阅读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摘编

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主要内涵与理论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刻总结党的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科学解答新时代文化建设新问题、积极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内涵丰富，既阐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点与根本要求，注重从方法论层面总结文化建设的具体原则，又明确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方案。就理论方位而言，这一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形成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既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又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