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的票据承兑人能否成为被追索人的问题的思考

追索权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障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以顺利的实现,本文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分多种情况讨论了我国的票据承兑人成为被追索人的问题,以期能对我国票据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论票据越权代理追认制度

本文通过对票据越权代理的立法和学说的梳理、对照得出票据越权代理追认制度问题的实质是票据流通性和票据交易安全性的价值冲突,并依托原有学理制度设计了持票人的撤销权规定,试图使法律制度超越票据流通性和票据交易安全性的价值冲突。     

试论票据到期日前持票人追索权的行使

通常情况下发生的票据上的追索权，大都为到期追索权，在票据到期日前，持票人一般不能要求行使权利。但是，由于在票据到期日前客观上发生的某些情况，如承兑人或付款人死亡、逃匿或宣告破产等，而使持票人的权利处于无法保障的不安全状态，即实际上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已...     

对我国《票据法》第10条之修改建议

票据流通性贯穿于整个票据制度中,所以票据流通性乃是票据制度的灵魂。票据流通的基础是票据无因性,而票据流通性的实现还依赖于人的抗辩限制和票据善意取得这两大制度的有力支撑。因此,票据流通性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票据无因性、人的抗辩限制以及票据善意取得这三个方面展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恰如飞机的发动机和双翼,缺一不可,其中票据无因性犹如飞机的发动机,它解决了     

论票据追索权和民法代位求偿权的比较

追索权并非是票据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其他法律中也存在。由于票据法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票据法调整的是票据法律关系,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而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以规定买卖、租赁、雇佣、所有权、婚姻、继承等一般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最属重要[1]。因而在不同的法律中就有不同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判断,同时作不同的法律设计。那么本文分析比较了票据追索权和民法追索权之间的异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两种制度所蕴涵的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其实这种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也正恰恰是票据法和民法之间的本质区别。     

论票据追索权和民法代位求偿仅的比较

追索权并非是票据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其他法律中也存在。由于票据法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票据法调整的是票据法律关系，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而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以规定买卖、租赁、雇佣、所有权、婚姻、继承等一般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最属重要。因而在不同的法律中就有不同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判断，同时作不同的法律设计。那么本文分析比较了票据追索权和民法追索权之间的异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两种制度所蕴涵的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其实这种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也正恰恰是票据法和民法之间的本质区别。     

票据关系无因性之否认

票据法赋予票据关系以无因性,是增强票据流通性的必然结果,也是票据信用功效发挥的前提。但是,票据关系无因性,一旦被人为用作割断与票据基础关系联系的手段,或用以遮盖其无实质性权利存在的地位,以及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必将导致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失衡,进而使得社会利益受损。对此,立法及司法理念亟待转换,票据关系无因性虽然使得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剥离,但是其并未也不能将价值因素从法律制度中剥离出去。为保持票据流通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应在票据关系无因性制度中注入票据关系无因性否认之要素。     

论对票据抗辩的限制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票据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票据权利的安全性,促进票据流通,有学者曾谓“助长票据流通乃法律上对票据所采取之最高原则,票据法之一切制度,无不以此原则为出发点。”对票据范围的限定直接影响着票据流通性的强弱,欲促进票据流通,就应对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予以严格限制。 一、对票据抗辩限制的具体情形 票据抗辩可分为对物的抗辩和对人的抗辩。在对物的抗辩中,票据债务人可对抗一切持票人,而在对人的抗辩中,票据债务人只能对抗特定的持票人,     

票据法中的平衡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法律追求平衡，票据法也不例外。在票据权利人和票据债务人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即在强调保护票据义务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不致因此而影响票据的流通安全，影响票据债权人的权利；在维护票据权利人利益，维护票据流通安全而规定其特别的付款请求权、追索权等制度时又不致过分增加票据债务人的负担。这个平衡的支点就是抗辩制度。因为票据法中的票据权利赋予了票据债权人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双重保护，而建立抗辩制度的…     

浅析票据抗辩限制

票据的流通性是票据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票据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所必须具备的特征。票据法以票据的无因性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体系,并在基础上构建了票据抗辩制度和票据抗辩限制制度。但为了防止票据抗辩限制制度的滥用,票据抗辩限制也有其例外,本文试就票据抗辩限制做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实行行为之语境解读

实行行为在理论中的重大实用价值无疑给实行行为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相应的刑法理论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实行行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并不协调。危害行为的概念能够解决因果关系起因限定问题,因此,构建实行行为在我国因果关系中的言说语境似无必要。在我国的客观要件当中,没有评价实行行为的必要和可能,而只需要对危害行为作出适当的评价。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

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当前行政主体理论遇到的问题,是与法人制度渐行渐远的结果。通过彻底摹写法人,就能够让行政主体理论继续运转下去。而目前处于上风的、仿效德、法分权主体模式之建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必须做有条件的引入。     

骗取信用证行为的认定困境与反思

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不仅涉及到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的界限,而且涉及到信用证诈骗罪与骗取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于以往实践中,直接由骗取信用证的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做法,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行为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滥用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行为,造成金融机构严重损失的,成立骗取金融票证罪,即应当根据骗取信用证过程中有无真实的基础交易、被骗资金的实际用途、走向等客观方面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正确认定骗取信用证行为,建立起民刑责任衔接、重罪轻罪完善的科学的法律体系。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之立法及其阐释

为了维护可得利益赔偿的公平性,各国法律都从不同角度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其限制方法无非是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的确定性等既有规则。就总体来看,过错已经不再是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因素,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主要限制方法,另外原告必须合理确定地证明可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