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手段行为的困境与突破

敲诈勒索是生活中常见的犯罪行为,可通过多种行为方式实施,但我国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却较为简要,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该问题看法不一.对该罪手段行为进行教义学分析,重新界定"胁迫"的含义,区分消费者正常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犯罪,明确"暴力"可以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唯一的区分标准为暴力行为是否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为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经营者的违法收益、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收益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本文主张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所有惩罚性赔偿均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立法态度,大幅提升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设置最低惩罚性倍数与最低赔偿额中择高赔偿的制度,对欺诈的认定不再苛求经营者的主观故意,也不再苛求消费者的缔约行为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水军”的刑法规制及限度

"网络水军"作为虚拟空间特有产物之一,在历经场域虚拟化与工具智能化二重演进后,形成了自然人"水军"与智能化"机器人水军"相混合的新型"军种",对虚拟空间的言论自由、经济秩序以及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冲击。当下仍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机器人水军"仅具备工具属性,对新型"网络水军"规制应以传统刑法中煽动言论、虚假宣传、侮辱诽谤、敲诈勒索四种行为类型入罪,同时为了避免刑法过度扩张,还应划定"网络水军"的刑法规制范围,量化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明确刑事责任承担的射程范围,以保持刑罚在虚拟空间中的谦抑性。     

论刑法的标签化及其克制

在标签文化中,刑法的标签化不可避免。刑法标签化的真相是在刑法评价与社会道德评价"为伍"中强行增设义务而限缩权利,因此其不可避免带来了对个体价值过度否定的恶果。为此,在尊崇个体价值之中塑造刑法信仰,当是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价值之途;而在刑法谦抑性之中,建立和完善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则是刑法标签化的制度补救。在标签化的"宿命"之中,刑法仍应不辱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使命。     

中国个人金融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

个人金融服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易中不平等法则的存在,权利与义务呈现出明显不对等,个人消费者难以以自身的力量与经营者抗衡,使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劣势。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除了建立消费者协会组织外,更要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金融服务机构的社会信用及其行业评判标准制度。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未完成形态探讨

近年来,敲诈勒索犯罪的发案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由敲诈勒索这一犯罪的特点所决定,敲诈勒索而未完成犯罪的案件占有较大比重。司法实践怎样正确认定这些性质各异的犯罪未完成形态并给予相应的处罚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此对敲诈勒索犯罪的数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作一些初步探讨。一、敲诈勒索罪的犯罪预备形态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敲诈勒索罪的内容及我国刑法的有关原理,所谓敲诈勒索罪的     

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食品安全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生产者、经营者违法成本,谒制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等多种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在食品消费领域仍有适用空间。《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以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作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违法者的惩罚;并且惩罚性赔偿标准偏低,并不能使惩罚性赔偿的多重功能得到完全释放,不应以食品价金来确定赔偿标准,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综合性标准来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论加强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自颁布以采,其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维权难度日益增加。《消法》需要在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通过增加消费者的权利和完善鉴定机构等途径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     

多样化刑法渊源之再提倡——对以修正案为修改刑法唯一方式的反思

对修正案的过度推崇混淆了刑法渊源与刑法修改方式,强化了排斥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结果,固化了单一化刑法渊源立法模式,存在诸多无法弥补的缺陷。反思刑事立法理论和实践,我国目前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维持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多样化刑法渊源是主流趋势,忽视现实片面追求刑法大一统的形式值得商榷。立足立法技术和社会现实,我国宜恢复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重新采用多样化刑法渊源。     

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论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与学科定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金融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此起彼伏的金融欺诈要求刑法对金融权进行有力有衡的保护,以期金融正义的实现。中国金融刑法的法益历经了"秩序法益观"向"信用法益观"的转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为核心。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部门法划分的藩篱聚焦于问题的综合解决,金融统合法理论统合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市场的一切要素进行统合规制,金融刑法便是金融统合法的刑事法侧面。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之反思

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不具有刑法规范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至少缺乏全部占有其所主张数额的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益补偿要求不能简单评价为以“恶害”威胁;被敲诈者的“恐惧心理”缺乏规范支撑和现实意义.被敲诈者由于先前的失范性行为造成“行为实施人”真实、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的,“行为实施人”继而主张利益补偿的诉求行为,即便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主张,在排除构成其他诸如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例外后,应该在刑法规范解释的角度考虑将其做无罪化处理.事实上,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与被敲诈者之间妥协性、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是双方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带有民事协商和私法自治的性质,刑法规制并无必要强行介入.当然,“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否定性评价的结论并非绝对,需要辅以特定的规则限制,“行为实施人”利益补偿诉求应当以“一次性用尽”原则为约束条件.     

政府信息供给义务及其限度——以消费者知情权为视角

在实现消费者知情权诸多路径之中,政府信息供给路径应受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切关注。通过梳理相关制度文本发现,政府信息供给义务图景乃是伴随公私领域相关法律制度的制订与修改逐步演化而得以形成;消费者知情权之积极权利属性以及政府信息供给的优势进一步证成了政府信息供给义务的妥当性。在政府履行信息供给义务过程中,应以"信息失灵"为宏观边界,注重向消费者提供消费知识信息、经营者违法信息与特殊交易信息,以此弥补经营者信息供给义务的制度缺陷从而与其共同编织面向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信息网"。     

大数据时代比特币敲诈勒索犯罪的侦查治理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既方便了人类生活,也造就了一些"数字恶魔",比特币敲诈勒索犯罪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当名叫"中本聪"的人写了一个用密码技术设计的分散式电子记账系统,创建了第一个名为"Creation Block"的创世块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种去中心化、匿名性的区块链底层技术进行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洗黑钱等犯罪活动,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对此,需要从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角度出发,对以支付比特币为主要敲诈勒索对象为目的的犯罪行为进行系统侦查、科学取证、全面治理,完善对此类案件的整体侦查治理水平。     

依法治国视域下的警察执法维权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实施,切准警察执法维权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为警察执法权益维护提供了法治保障和最大的执法定力。维权问题是人民警察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实现警察正当权益的有效保障必须要从源头维权开始,建立依法维权、机制维权、保障维权的"三位一体"维权体系,确保人民警察依法享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益。     

消费立法问题研究

消费者问题是消费者在生活消费需要中,正当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且受到提供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的经营者损害而发生的社会问题。消费者问题引发的消费者运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维护自身权益,改善其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推动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