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刑法的伦理性探析

行政刑法备受法学界的争议,将其归入广义的刑法之中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而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刑法是基于文化而发展的,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行政刑法与伦理性二者是相互对立统一的,虽然总体上认为行政刑法只有较弱的伦理性,但并不能因为其作用微弱而否定行政刑法的伦理性。     

论我国近现代刑法之工具性

刑法的工具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近现代刑法移植于近现代西方刑法文化.刑法移植中的背景因素使刑法移植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因被赋予富国强民的目的性而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从清末刑法、民国刑法直至新中国刑法,刑法立法目的、刑法规范内容以及刑法的实施过程,其工具性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能否适用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争议,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在法律规定的沿革上也存在不同的规定。文章指出,对于交通肇事罪加重犯中可以适用自首几乎没有争议,争论主要是在交通肇事基本犯范围内,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法的特定义务不合理介入到刑法评价中。     

论犯罪成本的刑法评价——以法益分析为视角的体系性研究

犯罪成本属于犯罪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通常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政策语境下被使用,其自身的刑法评价问题很少提及。但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引发争议,有必要加以梳理和澄清。犯罪成本是否需要刑法评价,这属于超规范判断,判断标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成本如何进行刑法评价,这属于规范分析,分析方法是刑法的解释。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可分为积极成本和消极成本。通过双层递进式探讨,三种消极的直接成本需要刑法评价,应将其作为他罪的危害结果予以另行评价。     

刑法解释的效力和适用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适用法律,而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作为维护刑法适用的左右护使,在刑法的实际适用中总体协调但矛盾仍不可避免。本文分别对两者及它们之间的效力和适用问题作了浅层分析,提出两者应规范解释,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刑法的适用,尽量避免冲突。     

刑法与人权保障

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政治经济转轨中的历史转变时期,法治国家的理念已经初步确立,刑法面临着新的价值选择与构造.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的提升,人权主义刑法观被国内学者所重视.各国广为关注人权保障问题,人权刑法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精髓和应然趋向.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价值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许多学者对此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为什么给予刑法基本原则如此高的评价呢？笔者从这一问题后面的问题着手，论述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不仅仅体现的是刑法制度中的物质成份和技术因素，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法的精神和理念，它体现了平等、自由、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也体现了公开、稳定、统一等法的形式价值，并负载着最终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特有价值的重任，借以再次强调刑法基本原则对实现刑法价值无以复加的重要性。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正当化路径

劳动教养制度如今弊端重重,为此学者们围绕着劳动教养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存废之争"、"地位之争"和"程序之争"。立足废除论的立场,应当将目前的劳动教养制度中有益元素分类归位于刑法之中,以摆脱当前劳动教养制度与民主法治相背离的尴尬局面。     

刑法价值新论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实体法,固有其体现普遍的社会价值的必要.然而,刑法要从其性质和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界定自己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目的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文认为刑法价值的动态体现是刑法的作用;刑法价值的静态体现是刑法的原则.但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原则本身并不等同于刑法的价值.     

论刑法价值及其结构

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对立与统一始终伴随着刑法的形成与发展 ,刑法价值取向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根源。美国刑法的宪法限制、刑法中诸种原则和制度的设置表明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优先追求个人自由。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关于制度伦理评价建构的主体性思考

制度的伦理评价实质上就是制度的价值评价。而价值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它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一个有主客体并在一个特定关系方面的质、方向和作用。单从评价主体来分析,个体评价主体是一个个体自由与平等为基本理念的公平合作体系。社会评价主体是指由社会主体对某种价值客体进行的评价,评价内容是社会群体所面对的一定客体的社会价值,反映一定价值客体对于社会本身的意义及其影响。     

中日刑法抢劫罪差异性之比较研究

我国和日本同属大陆法系,但由于两国法律传统的不同,中日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有长短。我国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在有的方面优于日本,但日本刑法抢劫罪的制度与理论有不少比我国更全面和科学,对于我国立法机关完善对抢劫罪的立法具有借鉴价值。     

社会与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蕴涵着静态的法律规范和通过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而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的双重含义,前者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刑法的某种价值追求。从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将刑法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统一,刑法的价值追求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实现,通过刑法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正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体现。     

刑法因果关系中无法回避的价值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其实未必如此。在人类有限认知能力的禁锢下,无法排除刑法因果关系的价值评价。大陆法系主流的条件说、以条件说为视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都难以脱离刑法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均渗透了评价元素。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中立性深受初萌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影响,而该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刑法因果关系中不可避免蕴含价值评价反倒是客观的,正如难以规避介入因素的犯罪、不作为犯罪、共同犯罪、环境犯罪等因果关系的价值说明。承认刑法因果关系价值评价的不可避免性,将使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达成统一。     

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

刑法价值是主宰刑法的灵魂,但刑法价值体系的架构离不开刑法价值主体的有效支撑。刑事被害人在犯罪本质和犯罪行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刑事被害人应当成为刑法价值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在刑法价值中寻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截贿”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研究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没有解决截贿对象的归属问题,产生了截贿对象是否具有法益的论争,出现了本权说与占有说、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之间的对立。对截贿行为的评价必须立足截贿人的截贿行为,而非放在给付人的财产权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一视角上。截贿行为侵犯了基本的财产秩序,具有可罚性和刑法介入规制的必要。形式上,截贿对象拥有财物属性,法益上看,截贿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从维护财产秩序角度具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故截贿行为宜纳入侵财型犯罪予以规制。基于截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贿赂犯罪实行行为的寄生关系,截贿行为无法评价在介绍贿赂行为之中,宜区分为共犯与非共犯情形。对后者的规制,需立足我国财产犯罪刑法教义学,重视对"错误认识""处分行为"的判断,区分诈骗罪与侵占罪,并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因截贿而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行为偏差进行具体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