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初探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社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现状、困境及其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的矛盾性。为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必须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其保障问题,处理好职业发展问题,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城市归属感以及增强自身的角色和行为的城市适应性。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共青团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与路径

从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演变中,他们的生活环境、打工目的、生活方式、城市认同感、工作期望发生明显的变化。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是应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给共青团工作带来的挑战的需要。共青团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施"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城"、保护其合法权益等途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呈现城市户籍排斥、社会保障缺失和政治权利剥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源于制度变迁成本(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和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过高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此,要努力构建"三公"社会环境,深化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畅通基本利益诉求渠道,推进相关法律创新进程,大力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破解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追求城市生活的动机更为强烈,目前正处于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边缘化境地,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为了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相关部门要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教育和培训、实现"回流式"市民化等方面下工夫。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系列问题,应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化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均等化"与"全覆盖"为导向,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以产业为支撑,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以全方位培训为途径,全面提升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进行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实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其市民化程度与我国的城市化进度密切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城市社区等协调配合,多位一体共同解决。政府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职业培训,改善居住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子女教育;企业要做好表率作用,事业单位要发挥公益性;社团组织要发挥组织优势和活动优势,做好维权、就业服务;社区要以人为本,转变观念,加强教育,发挥好桥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探究

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出发,侧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时代特征,发现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受到个人发展、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政策制定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培养其就业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和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建设,关系新型城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但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发展乃至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身,如边缘化生存状态导致负能量累积和道德发展"内卷化",流动性生活方式导致道德约束较差和失德成本较低,城镇化生活环境催生轻职业道德、重消费文化等消极道德现象,网络化精神生活使其更易受到多样价值观念的影响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干扰,等等。因此,当前应以培养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为切入点,以塑造道德自信与正确价值为根本,以促进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和强化虚拟世界教育与引导为手段,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综合构建制度保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全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长效机制的构建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拥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综合素质较高、维权意识较强、就业动机内倾等特点,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与城市居民融合困难、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职业发展受挫等。新形势下,要构建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再教育长效机制,即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技能提高机制等,以破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进而不断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

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探析

新时期,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流动就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保护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缺失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管理、就业岗位等制度和政策原因,探析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软硬件设施,期望其能够为加强我国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探索与实现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住房制度改革滞后,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在住房租赁市场处于弱势地位以及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较差。住房政策作为体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探索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中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现和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价值,对加强社会治理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及其改善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关心政治，但制度化参与途径缺失；权利意识增强，但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理性参与不足。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应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其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其政治参与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其文化与政治素质，引导他们理性参与政治。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机制与社会防控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在行为人和行为方式上呈现较明显的特点。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因素之一,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人际关系变化等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犯罪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渐进式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分配体系,拓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加强文化和法律教育,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调查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由农民工代际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1.6％[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自2001年王春光[3]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受到极大阻碍,新生代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制约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需求进行问卷调查,进而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研究

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发展和崛起，这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他们之间的一系列思想状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章意在对两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观念、就业观念、城市融入意识、金钱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和掌握两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差异性，从而能更好的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思想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