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阐释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消解他们面临的价值冲突,塑造健全人格,调节并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从而帮助他们早日适应城市生活,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旨归。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兼具有农民工和青年双重身份,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稳定价值;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城市乃至农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学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功能与存量研究

在中国现代化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足量成熟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点,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依然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但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但质量不高,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起根本作用的制度型社会资本不断成长但不够成熟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显现,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日益重要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化。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归属预期与社会身份认同落差的路径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归属预期与社会身份差距的问题及解决途径,使其尽早摆脱“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实现市民化目标,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从排斥到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由于其农村身份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通行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左右。新生代农民工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同样有面对身份问题的限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思想状态等方面的表现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所以老一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进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与思考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融入城市的意识更加自发和主动,我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其市民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但其在实现身份的彻底转化和观念的真正认同上依然面临重重障碍.因此,有针对性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及应对策略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着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住宅等问题。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建立长效就业服务体系,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市的保障房服务体系,解决其"居者无其屋"的难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镇化的适应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实现从"民工"到"产业工人"城市职业融入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多实现职业融入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困扰。只有构建一个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重围的多元支撑体系,依靠政府引导、与企业的互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工会的积极协调、社会的充分包容等五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     

从“权利赋予”到“权利自觉”的模式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问题研究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提高其政治参与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融入方面存在话语权激励缺失问题,即"话语权主体缺失"和"话语权环境缺失"两大约束。要破除约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就必须实现从"农民市民化"到"市民公民化"的思维转换以及从"权利赋予"到"权利自觉"的模式转变,切实建立起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尊重农民工基本权利、培育农民工主流政治意识、引导农民工合理组织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呈现城市户籍排斥、社会保障缺失和政治权利剥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源于制度变迁成本(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和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过高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此,要努力构建"三公"社会环境,深化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畅通基本利益诉求渠道,推进相关法律创新进程,大力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机会公平与增进

农民工的产生在特定时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是农民工体制阻滞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导致和强化了农民工问题。藉此,"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提出发展机会诉求,它契合了正义要求,欲维护被损害的社会公平。国家和社会应切实保障和增进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围绕积极市民化或支持回乡创业等多种途径,帮助他们共享时代出彩之机会。     

从“游民”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探析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特殊产物,农民工向城市大规模移民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必然现象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而占农民工群体主流的,长期滞留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两端极易变成"游民",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只有心理文化的适应,才说明农民工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城市文化融入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交往的隔离,生活方式的隔离和心理的隔离三个方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必须从自身完善构建、城市接纳包容、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几个方面努力。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主体一直作为他者、客体而存在,政府、市场和城市社会等外部力量在主宰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种农民工主体缺位现象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亟需引入社会合作理念,通过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的合作共变,最终达成城市社会的共融共生。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

《社会科学报》刊登长子中的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正喷涌而出,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

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