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

战略自主是欧洲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变局的整体性战略构想.欧盟在其框架下发展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衍生概念,陆续推出大量战略、法律、规则和政策措施,重点在外交与安全、经济与贸易、数字与科技等三大行动领域出台一整套政策工具箱.借助这一构想,欧盟意图在工业产业、竞争、贸易、科技、外交、防务等领域解...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区域价值链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其进出口产业结构和行业价值链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崛起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主权债务、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应对全球债务格局之变

主权债务不只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一种"中性"政策工具,在历史上,它起源于"国家间政治",本质上所体现和承载的是对一个国家长期稳定与繁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融资能力——大规模、低成本和可持续地吸引全球资本。这种能力关乎每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任何国家都会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这一能力不受损害和侵蚀,因此,融资能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作为一国融资能力最为重要的载体,主权债务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间权力博弈的重要领域。当今全球主权债务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成为债务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积累了巨额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债权,成为债权国。应对全球主权债务格局之变所带来的挑战,是中国对外战略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研究浅析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就有很大差异。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模式和世界地位,欧洲形成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宪政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而东亚地区则更加注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力争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随着东亚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上升,这一地区的全球治理意见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华侨华人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欧洲经济的欠"生产性"根源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作为其一部分的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在市场、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也深受影响。欧洲华侨华人应该进一步把握形势,调整战略,适应居住国实情,学法守法用法,培育人才,加强社会融入,以推动欧洲华侨华人经济的更大发展。     

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地缘政治变局与澳大利亚南极政策新动向解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这也体现在涉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南极事务上。作为南极的地理临近国、主权声索国以及重要参与国,澳大利亚在南极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对澳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澳大利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南极事务。澳大利亚将南极国际治理与全球地缘政治变革相关联,在延续其南极国家利益、追求南极主权声索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南极外交、强化南极能力建设、增强在南大洋的海上存在等路径,试图巩固其在南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调整,将对中澳南极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长期以来,传统地缘安全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形态。受届时系统特性的牵制,欧洲对华政策缺少独立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空前丰富,军事政治安全不再是国家选择伙伴的唯一考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多元性、综合性、合作性为特征的新安全观。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亚欧大陆系统重要性行为体(中欧双方)需要突破冷战时期的单维安全理念限制,合作治理全球性事务。新世纪的欧洲外交变得更为务实,而非"价值观"导向、联盟外交、现实主义和冲突思维导向。合作治理的理念将会全面推进中欧关系的改变,进而改变亚欧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着民主化、公平化和多极化发展。在预防货币金融等经济安全风险、规避能源安全风险、防范粮食安全风险、治理网络安全问题和中欧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等新安全领域内,中欧之间的合作有待继续深入。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气候变化、综合安全保障与欧盟的生态现代化战略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社会的全局性和弥散性影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行动不但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安全考量始终是欧盟气候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经历了从单向度的生态安全向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多维度结合的综合安全变化。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影响,并获得未来低碳经济的主导权,欧盟正在其内部及国际上打造一个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通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使欧盟获得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欧盟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重要的战略支点,通过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以撬动整个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生态现代化战略既成功实现了减排目标,也提升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还有效缓解了德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欧盟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比较成功的典范。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

2000年以来,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迅速兴起.本文就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原因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认为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八个方面,印加剧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导致金融保护主义抬头,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加剧新兴市场泡沫,改变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再国有化"现象,对国际资产价格产生影响,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等.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格局变化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逐步实现,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与新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情势下,东南亚各国在寻求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及时调整其安全战略,以求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和独立的作用。日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为     

中欧主权观分歧及其影响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使中欧更难在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机遇与挑战

出海大通道的建设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利益所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格局受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以及秩序的最重大因素.疫情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仍将继续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开拓和维护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影响因素有增加和复杂化的趋势.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各国经济,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新冠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发展将会是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需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此外,中国应尽快推出"两洋出海"战略,构建新的出海格局,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形成战略互动.在对接"一带一路"的基础上将云南省打造成为中国印度洋出海通道上的战略支点,成为中国构建西南方向出海的中心和桥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谋篇布局,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洋出海"战略的深入发展,保障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