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作用机制与生成路径——以话语交往为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民主协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下,以强化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与话语共识等话语交往的积极作用为发力点,能够有效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治理价值。在治理实践中,民主协商是通过问题引导机制、结构组织机制、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协同行动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将提升交往能量场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以及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主协商路径的重要建设内容。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新时代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

新时代赋予人民政协新使命与政协委员新担当,新时代人民政协性质的新拓展也呼应其职能的新变化。凝聚共识成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贯穿于人民政协三大职能之中,既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职能体现,也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和政协委员双主体作用,从而在政协内部广泛凝聚共识,同时借助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与人民政协统战优势向社会广泛传播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心聚力。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模式转型：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尽管群租的"治乱循环"已成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已有研究对此仍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依据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将群租的"病因"诊断为特大城市中的居住贫困。通过对群租治理京沪叙事的逻辑提炼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地方运动式治理,它悬浮在国家运动式治理与基层运动式治理之间,治理意蕴的弱政治化和治理机制的半常规化致使其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不但难以消除居住贫困,反而造成了居住贫困再生产。相比之下,包容性治理强调将"包容性"嵌入群租治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中,将群租治理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美好生活和赋权增能的政治使命,在特大城市设立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办事机构作为群租的"元治理"单位,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和府际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增强体制特征合法性,还能够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是更为适宜的群租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主要表现为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其主体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四大治理主体构成一种线性关系和制度安排,包括内核层运行机制、保障层运行机制和任务层运行机制三大机制。这种主体结构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最优选择;这种主体结构下的运行机制在治理功能方面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具体包括"掌舵"效应、"增幅"效应、"协同"效应。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一要拓展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外延,提升社区协商能力;二要深化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内涵,加大联动治理力度;三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发挥治理功能扩散效应。     

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态基础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心态作为支撑。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的隐性前提。良好社会心态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提升了民众的包容力,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器。良好社会心态可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对社会治理具有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信任为社会治理建构秩序,公平为社会治理提供合法性,正义为社会治理提供道德支撑。信任、公平和正义构成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心态基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社会组织在群体性危机事件治理中的作用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政府对此的单一治理模式有诸多缺陷,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它的介入可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预防阶段可起到矛盾双方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事件处置中能促成矛盾双方对话协商、并引导群体行为重回理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