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在对比与总结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建设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活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居民根本利益、提升社区建设制度化水平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可持续性。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整合社区各种组织和力量,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使城市基层治理达到"善治",是推进城市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的主要目标。通过构建社区党建扁平化领导体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的社会化、区域化、网格化和信息化,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效能,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论城镇化背景下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也面临着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型社区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问题.     

新加坡社区治理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自70年代以来,不断推进社区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同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新加坡的经验做法,对于深圳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主体多元、管理有序、参与广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文章结合深圳实际情况,从组织体系、角色定位、服务功能、社会活力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社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