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观点,秉持我们党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主张,尤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看法,是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强大思想力量。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主要体现为由谁治理乡村、治理什么、治理的目标以及怎样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性阐释。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对于有效治理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意义重大。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维一体”防止规模性返贫长效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政策亟需适时而变并朝着新的治理方向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比脱贫攻坚时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范式的转变,厘清返贫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通过落实“吹哨人”责任,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强化多元共治,构建党政社协同治理机制;拓宽发展渠道,构建持续增收内生动力机制;优化扶贫政策,建立政策动态调试机制等“四维一体”防返贫长效机制,破解返贫风险、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双循环"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农业巨灾风险会借助涉农产业链扩散,破坏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扰乱农产品市场供需平衡,损害脱贫攻坚成果,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的实现。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再保险机构和政府部门三方参与主体在实现自身巨灾风险分散功能的条件下,能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领域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当前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可借鉴国内外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构建六级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框架,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强对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监管,以保障机制的高效运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乡村德治重构与归位：历史之根和现代之源的成功链接

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增加村民自治有效性和弥补法治效力不足两个方面。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空间被严重挤压,逐渐丧失了维系乡村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内在价值,即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式微。乡村社会新型治理网络的构建,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价值以及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式微等改变了乡村德治重构与归位的现实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寻求乡村德治中的传统有效资源和现代价值观念的成功链接,是实现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重构与归位的现实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可以通过产业振兴和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支撑，而乡村振兴可以通过生产力革新和生产关系调整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托。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在于：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重塑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才聚智，释放要素活力；构建乡村生态命运共同体，完善制度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增能视角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从增能视角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为广大村民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增能""充权"和"增力"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程序、专业服务和专业方法,把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多元参与能力、"三治"融合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取向。当前,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是:助力党的社会工作,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助力合作平台搭建,提升乡村治理的多元参与能力;助力治理方式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能力;助力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移风易俗变革,提升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能力。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思想

正通过梳理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工作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健全     

乡村振兴战略保障体系的建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党的乡村治理理念、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层组织建设,强化金融支持保障,突出科技创新支撑,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在人财物等方面构筑起全方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保障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能和发展保障。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