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基于20个全国首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梳理了新时期乡村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界面优势、路径特征等。新时期健全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至少具备了五大优势:动力优势、制度优势、物质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研究建议新时期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家自上而下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以试点地区的经验作为参照,但切莫"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积极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互联网+治理"的技术优势。     

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大确定了"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正在发生的乡村治理转型,受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上述三重因素的匹配程度。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保持着"简约治理"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特别是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方面,提出了重大创新性要求,为新时代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德法相伴·幸福龙洲”助推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2017年年初以来,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开展"德法相伴·幸福龙洲"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初步探索了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天津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作为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目标导向的“十项行动”之一，是推动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天津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创新，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全面推进依法治区 加强法治社会建设

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区、深化法治红桥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托"法律六进",抓根本、上台阶、固基础、求实效,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目前全区已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1.组织机构健全。红桥区委、区政府把依法治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全区各单位绩效考评,并作为年度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转型期“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与成效

本文通过对19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的梳理,总结了这一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新特点,认为这是乡村社会中民主实践的一次尝试,这一新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对于现代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放了乡村社会,推进了农民在经济上的独立与政治上的自主,对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增能视角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从增能视角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为广大村民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增能""充权"和"增力"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程序、专业服务和专业方法,把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多元参与能力、"三治"融合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取向。当前,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是:助力党的社会工作,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助力合作平台搭建,提升乡村治理的多元参与能力;助力治理方式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能力;助力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移风易俗变革,提升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