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识别相对贫困：海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

治理相对贫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其前提是准确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和精准测量相对贫困程度。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和主观贫困是海外学界研究相对贫困的经典视角。相对收入视角将个人或家庭收入与国民收入中位数的特定比例相比较，以此确定相对贫困人群及其分布。这种方法简单灵活但维度单一。多维贫困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其核心步骤是多维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各指标阈值的确定。增长性贫困视角来源对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反思，这类研究主张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培育贫困人口能力有机结合。主观贫困视角承袭了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注重相对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和阶层定位，但因其充满主观色彩而遭受诟病。鉴于中国贫困治理议程已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治理相对贫困，对海外相对贫困识别方式展开谱系梳理与前沿追踪，能够为学界探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精准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绘制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图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具有时空正义性和紧迫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城市新贫困治理问题研究

城市新贫困治理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体系日臻完善。但也存在治理主体单一且有缺位现象、治理理念狭隘滞后、治理内容简单且形式单一等问题。城市贫困治理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家庭—社区—社会机构—政府协同负担的全面治理体系,促进中西方慈善伦理的有机结合以及构建城市贫困测量的指标体系,全面落实分类救助。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财政扶贫政策的“进”与“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贫困治理转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瞄准共同富裕,构建减贫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需要立足居民收入、财产收益与公共服务等三个基点,注重制度红利和能力提升对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潜在贡献。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对既有财政扶贫政策进行"有进有退"式甄别,短期重点在"稳",稳定收入增长趋势;中期重点在"调",调整贫困群体收入重心,增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重点在"增",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对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逻辑进路设计建造城市新贫困的治理之道,关键在于秉持公平正义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城市新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激发城市新贫困群体个体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