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及其启示——以涟源市“屋场会”模式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和工作体系，增强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实效。健全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构建人人共享、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涟源市以“屋场会”为载体的群众参与模式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建引领、群众主体、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有益尝试，能为构建充满活力、治理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启示。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20年：议题、论争与展望

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根基,有效自治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实务界对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理论逻辑、制度设计、实际运行和有效实现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于新世纪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无论宣称"自治已死",还是呼吁"找回自治",实际都表明乡村基层群众自治陷入了某种僵局,也显示出相关研究进入了特定的瓶颈期。面向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通过分析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的总体状况、议题聚焦,进而揭示相关的论争与分歧,可以直观、全面地刻画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基本样态,为克服研究议题僵化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     

政党整合型熟人社区治理：老旧社区治理模式探索——以Y市D社区为样本

老旧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难题。集体危害品累积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复杂产权结构与群体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老旧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Y市D社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治理结构、设立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创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等,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逐步摆脱老旧社区治理掣肘,打造出一种政党整合型的现代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熟人社区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中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老旧社区治理中推广该模式,需要在目标框架中遵循其实践逻辑,吸收典型经验进行自主化探索。     

完善“镇管社区”推进基层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对社会管理的新定位、新要求。随着城市化演进和人口流动与布局的快速变更,嘉定新城(马陆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为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破解新形势下完善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分工与合作机制的现实课题,嘉定新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基于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视角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及角色定位,分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治理形式、明确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职责、扩大居民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城乡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话的群众自治。”报据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的长期实践,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实行群众自治,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牡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历史新时期中,充分发挥城乡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健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和展望——以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道社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基层。唯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扎根基层,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基层治理创新方式需要从制度、群众需求、法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生态研究

在法治的道路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完善法治本身的体系,还需要注重培育、改良法治生态,切实优化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生态。     

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文章认为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下世纪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作者概述了基层群众自治及其法律基础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发展过程 ,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在中国首先发端于城市 ,但其后是在城市与农村基层自治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 ;在经历了组织构建和制度成形两个阶段后 ,目前已进入功能实现阶段。基层群众自治必须通过三重政治发展过程来实现 :国家权力适度干预社会 ,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 ,基层民主和自治获得实质性发展。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政党与自治组织的关系 ,自治组织与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 ,体制创新与依法办事的关系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以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总之 ,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建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应是 2 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景观。     

新时代传统农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形态选择 ——基于黔北、鲁西农村的考察

新时代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有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与之相匹配。既有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难以涵盖基层治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基于黔北、鲁西两地农村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正规化组织成本高昂,与乡土社会治理事务不规整的治理基础不匹配,难以承载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村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鲁西农村"正规社区制"+"简约村社制"这一创造性探索,在较好地承接了国家自上而下密集下沉的治理任务的同时,极大地节约了组织成本和对接成本,关键是与当前传统农区乡土社会简约灵活的社会基础和一线治理复杂灵活的实践要求高度匹配,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进村"和群众需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或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组织形态的普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