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

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漫长历史的乡村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具有典型性个案的研究,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及其在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

本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宗族观念及宗族活动在我国乡村社会复活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客观、理性分析,进而提出在国家强调加速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而难以迅速消除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在力促宗族观念及其影响消解的过程中还应对其加以"限制、引导、利用"的建设性对策.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破解我国当代乡村治理困境的文化路径

我国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生权力失衡的困境,破解此困境的出路在于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文中将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文化路径,具体包括关注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因势利导乡村宗族组织以及加强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的融合。     

组织化调控视角下的宗族与农村社区警务

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方式主要是组织化调控。该调控方式在确保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同时，要求引进体制外的治理资源：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需要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但目前农村地区却面临着组织和制度缺失的困境。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和控制系统的宗族，在农村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为了弥补巨大的农村社会空隙，应发挥宗族的积极社会功能，为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做出贡献。     

国家与社会在场:乡村振兴中融合型宗族制度权威的重构

宗族制度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与正式制度共生共治。宗族制度权威因其社会价值属性而能在正式制度权威缺位时进行有益补充,这不仅符合治理有效的价值目标,也是宗族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价值对接。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之下,从宗族制度适应性发展角度出发,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理解为其所依托的文化价值的复兴、权威资源的再汲取以及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拟定出"发育型→威胁型→混沌型→融合型"这一路径规划。这既充分体现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中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又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制度权威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这一重要议题。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南方民族地区山村的村民自治与宗族意识——以湖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1996～2000年作者四次率课题组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对当地宗族文化和村民自治的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认为该地区农村1999年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仅是实施村民自治工作的第一步。当地宗族意识一定程度上的复苏既是对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小家庭式的较落后的生产和耕作方式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当前农村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存在缺陷的一种自发弥补，在当地农村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相对较落后，村委会干部的群体素质不高，村民委员会在当地农村社会生活中多数只发挥了部分职能。要使其应有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和社会控制的职能得到全面有效地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抑制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负面影响的对策思考

各民族当代残存的宗族组织必然对我国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正负面影响 ,本文着力研究探讨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对策。笔者认为 ,加强村民自治建设的具体对策 ,应当从法律层次、经济层次、自身建设层次、社会文化层次四个层次着手。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西北民族地区合作社组织嵌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流动频繁,基层政权建设尚需巩固,民族宗教复杂多样,这些因素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基于现实的复杂性,应该将合作社组织嵌入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这是适应我国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体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所以,构建合作社组织与西北民族地区多元主体的互动共生机制,有助于推进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生计方式变迁对民族村寨社会关系的影响——基于对贵州省安顺市G村田野调查的分析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正处于加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阶段,生计方式的剧烈转变对这些地区的居住空间格局、家庭结构、宗族关系进而内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依据在贵州省安顺市G村获得的田野资料对这一变迁过程的内在发生机制做出分析,并对民族地区如何重建适应现代化转型需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做出初步的探讨。     

浅析仫佬族传统社会组织“冬”的现状——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大梧屯三个“冬”为例

"冬"是仫佬族特定区域内的传统社会组织,"冬"的地缘性及血缘性特征不同侧重情况是其用以区别自身与"宗族"异同的标准之一。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如今在仫佬族地区,"冬"的特指类似于宗族组织;"冬"的边界与功能缩小;各"冬"权威人之间在重修宗支簿过程中博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内核。据此,文章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最后基于这种内在逻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建、构建乡村治理多元机制、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营造乡村和谐氛围的角度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