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三级终结制度实施存在问题与完善思路——以安徽南部某县为例

信访三级终结制度是2005年《信访条例》确立的制度。其建立初衷是期望通过该制度实施,达到规范信访秩序、化解信访困境、节约行政资源、提高信访效率的功能。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中信访三级终结制度运行存在导入案件少、社会效果差、三级终结不了等现实困境。复查复核案件类型及范围模糊、承担复查复核工作人员人手少且业务水平不高、法律规定不明确及考核制度设计不科学等因素是产生信访三级终结制度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下一步应通过完善信访立法、提高信访复查复核质量、健全信访考核等多维路径促进信访三级终结制度取得更大实效。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问题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信访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信访存在有其独特的制度基础、权力文化逻辑与社会功能。信访问题的根源在于法治不昌。要解决信访问题 ,就必须加强法治、转移现有信访制度的功能及进行制度创新。     

当前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创新

信访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愿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矛盾的突出，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也日益显现。改革信访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旨在探讨信访存在的困境及完善信访制度的对策。     

引导公民理性有序地表达意愿

近年来,关于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十分激烈。笔者认为,对信访制度不宜简单地谈“强化”或者“弱化”,我国信访制度的出路在于法制化, 即按照法治的原则规范信访。信访制度在整体上符合我国的国情,应当予以坚持;信访制度中过时的、非规范的内容也必须予以修正。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并没有矛盾,不能简单地把信访制度     

完善信访制度：基于信访功能的视角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对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实现私权救济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当前信访制度存在许多问题,成为阻碍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信访制度改革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对于信访及其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对信访功能的认识和定位问题。通过了解信访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我国信访功能的嬗变,并对信访功能重新定位,从而完善信访制度。     

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脱困”——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

我国信访制度的结构及运作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行政救济手段.我国信访制度存在功能定位不准确、信访部门权力有限、缺乏制度规范、司法权威的公信力不高等深层问题.借鉴日本的行政苦情制度,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应朝着定位准确、有的放矢,制定专门法规受理程序,增强信访机构的权威性,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的方向进行.     

强化市长一级信息 完善下情上达机制——杭州市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运行一年效应分析

杭州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一年多的创新实践显示,市长信访联络员较好地履行了“政府政策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信访事务的协理员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员“的职能定位,达到了制度创新的预期目标。针对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完善信访联络员的选聘条件、重视信访联络员的培训、科学界定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与市、区信访职能部门以及市长接待日制度的职能分工、创新联络员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完善市长信访联络员的日常管理制度、营造发挥市长信访联络员作用的良好外部环境等若干建议。     

对我国信访制度本质的法理学思考

信访制度本质上是中国特有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而非法律制度。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创建信访制度时,就是按照民主政治制度来设计的。改革开放前,信访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运行的。改革开放后,,信访制度开始偏离原初设计,演变成亦政治亦法律的制度,近年来日益凸显其法律解纷属性。这种本质的错位使信访制度陷入了困境。为此,国家有必要让信访回归其民主政治制度本质,强化其民主政治功能,卸载其不应承担的法律解纷功能,将法律解纷功能还给法院。     

供给侧改革与信访立法

本文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信访立法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供给侧改革对信访立法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供给侧改革导致了或将可能导致哪些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规范,引发了或将可能引发哪些社会关系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调整。其二,信访立法作为对社会的一种制度供给,其本身应该进行怎样的结构性改革。文章根据我国信访制度供给侧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对信访的需求,从扩大信访立法调整的范围、改革信访体制与确立信访制度的基本原则、重构信访机构与信访程序、改进信访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探讨了应通过立法推进信访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宪政视阈下当前我国信访困境研究

信访是公民和政治体系之间的政治沟通行为。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公民信访、信访工作机构不能及时化解的问题和现象。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形成这种信访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地方公共权力高度一体化；人民代表大会信息沟通通道对信访通道的挤压；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国政治文化中浓厚的“清官”情结的影响。化解我国的信访问题，必须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信访制度的改革应是渐进的。应确立“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的现代信访制度理念；引入人大代表接访制度和律师参与信访制度，为信访通道分流减压；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信访工作的责任感；整合现行信访机构，借鉴西方申诉专员制度，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地位。     

毛泽东信访思想探微

毛泽东是新中国信访工作和信访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信访思想是我国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我国信访体系的构建影响深远。毛泽东的信访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信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信访活动是促进党的目标实现的方法,应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对待信访问题。     

基层党组织在维护信访稳定中的作用研究

当前信访稳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从基层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看,基层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问题、宅基地问题、农村干部经济作风问题、涉法涉诉案件引发的信访问题、企业改制重组、工资拖欠等待遇及权益问题等等,要将大量重点疑难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为此,应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路子、新模式,保持信访和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走出农村信访困境之对策

农村信访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帮助农民表达合理利益诉求,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农村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以构筑大信访格局为基础,走出农村信访渠道不畅的困境;以建立农村信访代理制度为尝试,走出农村信访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以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模式为抓手,走出农村信访名不副实的困境;以营造和谐信访氛围为保障,走出农村信访环境不和谐的困境。     

法律转型时期的缠讼现象探讨

缠讼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但其存在不可避免地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障碍。我国法律转型时期缠讼现象的法律成因主要有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司法不公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健全相关法律规定，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重视纠纷解决质量，加强普法教育。     

越级上访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

《信访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分级负责等原则。分级负责原则说明,上访必须按程序进行,遵循“逐级上访”的原则,而不能“越级上访”,越级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越级上访的现象,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访民不重视、信访机制运行不畅等。因此,治理越级上访,需要推进信访体制改革,破解越级上访的症结;坚决贯彻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树立法治权威,建设法治社会;提升信访等政府部门治理与善治的能力与水平。     

善治目标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管理模式。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广泛合作。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因此是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制度设计的理性——当前中国信访制度的一种审视

现行信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权利救济和反官僚主义。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理性不足，信访制度消解了司法制度的权威，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官僚化的泥潭。而这些导致了“信访洪峰”和“限制上访”的困境。因此，应理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和改造，以保证信访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和谐，以及信访制度本身内部的和谐。     

“弃法崇访”现象：成因、负效应及其破解

“弃法崇访”是当事人在解决矛盾纠纷途径选择上的非正常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法的信任危机和对信访的过度迷信，该现象必将增加政府成苯，助长人治作风，影响法治权威。要将民众的诉求及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必须改革信访制度与诉讼制度，健全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相关立法，降低诉讼成本；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     

信访困境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以"行为—过程范式"为分析视角,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信访困境的形成机制。以"法治是地方性知识"与"相对合理主义"为应对信访困境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关注信访制度的定纷止争功能,依靠权威力量进行纠纷化解,加强对于公权力的规制,注重成功经验的法治化是突破信访困境的可行出路。     

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为民”

在"为民"思想上,毛泽东特别注意吸收传统民本观;邓小平则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为民的问题;江泽民深入探索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问题;胡锦涛"三为民"则体现了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