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

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引咎辞职及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官员问责已经逐步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操作层面。当前,建构制度化的官员问责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完善行政生态环境。     

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     

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当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无疑需要以新思维和新措施予以积极应对。本文从思维转变、应对机制、信息公开、问责制度、法制建设等方面探索如何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的责任追究

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良序发展。实践中要完善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必须做到行政问责与法律问责并举,建立健全明确的问责体系。同时,政府应遵守承诺,诚信行政,并对因渎职造成重大群体性事件者进行严肃追责。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网络舆论与问责公正——网络舆论引发的行政问责现象探讨

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已经引起重视,但对行政问责的影响并未受到关注。行政问责固有的特性,使得它并不能和司法审判一样具有较强的"免疫力"。如果不重视行政问责中的网络暴力和舆情审判,整个行政系统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将民意和法意有机融合并健全网络问责的程序性规定,才能确保问责公正,促进网络问责和网络自身的健康发展。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