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概念再思考

权利之功能在于保障人之自由，权利为意志的自由，以实证角度出发，权利主要包含利益与法律之力两种因素。请求权本质上系法律之力，不存在被侵犯之可能。请求权实乃相对法律关系的抽象与提取，基于基础权利而生。请求权为基础权利内在的法律之力的外化，旨在维护权利所含利益。请求权成为基础权利向诉权过渡的中介，体现了私法对个人自由的极大关怀与对意思自治的追求。     

现代国家与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治理

西方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转型社会对基层自治秩序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一方面成为＂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控制行政权,避免与社会自治秩序冲突也是政治科学的关键性议题。人类文明中存在两种政治秩序类型：一种为＂单中心秩序＂,建立一元化管辖权,造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冲突,使自治的体制瓦解;另一种为＂多中心秩序＂,实现中央与地方管辖权的交叉与制衡,形成自治的制度基础。自治秩序的制度前提一定是＂多中心秩序＂的政府层级安排。因为,只有这种＂重叠管辖权＂的政体模式才会在政府之间形成围绕自治体的竞争关系,否则,各级政府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社会自治也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我国社会警务组织的性质与类型研究

社会警务组织是国家警察的辅助力量,我国社会警务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支撑。我国社会警务组织具有社会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和经济属性,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组织、保安服务组织和基层治安自治组织是我国社会警务组织的三种主要类型。     

中国宪法变迁与宪政秩序的塑造研究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 ,限定宪法变迁的界域。通过对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回顾 ,力图探求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特征及其成因 ;分析中国宪政秩序面临的历史挑战和机遇 ,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四方面提出塑造中国宪政秩序的策略。     

社会转型时期私法的使命

中国正处于从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时期,私法无疑担当着实现社会转型、重塑社会秩序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建适应市场经济的私法体制,颁布了许多单行法律,初步形成我国私法基本秩序,可以说走过了探索时期,而迈向体系化阶段.民法法典化被视为是民法体系化的工具,也被认为弘扬私法精神、培育私法文化的途径.但是,法律根植于社会,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与社会相契合.当代私法学者负有解释与发掘当今中国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需求并将之提炼为法律规范的使命;私法学者应当"走出"私法,到社会的大舞台去研究私法,将私法精神贯彻到整个法律之中.     

改革开放与民法变迁——以民法观念变迁为主线

以狄骥的私法变迁理论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发展的历史,虽然也存在他所提到的意思自治之限制、无过错责任以及对所有权的限制等法与社会现象,然而令世人瞩目的、构成当代中国民法发展主线的,并不是狄骥所说的私法变迁,而是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和意思自治等私法原则在中国民法乃至在整个中国法律制度中的逐步确立与弘扬。引起中国民法变迁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经济运行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催生了意思自治原则。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过去三十五年的美国法律文化

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美国过去的35年是一个巨大的秩序重构的过程，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发生了眩目的变化，社会变化渗透到法律的每个机理当中，原先确定不变的法律理念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最显著的表现是增强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构成了民权革命及其副产品的基础，并且被植入法律体系中的每个角落，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的权威。在过去的35年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充满机遇的、变化着的世界里，社会变化最大程度上意味着法律文化的变化，民众看待法律的方式以及他们从中所欲和所期的东西的变化，民众越来越多地想得到自由的选择和个人权利。这种意志和期望的安静而强大的力量，有意识无意识地撼动了正义之树的根基。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力

文化力是人的主观能动之力,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社会文化力之核心,体现为塑造个体精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强文化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维护文化安全的力量。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稳定的价值逻辑

市场力量的不断崛起使得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价值多元景观,这种文化生态为转型期中国政治稳定的价值解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场域”。在此“场域”中,经济自由与政治秩序的整合构成了转型期社会政治稳定内在统一的价值逻辑,这种价值整合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经由经济自由推动而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能够成为塑造新的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的价值基础;其二,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能够包容和吸纳这些新的权利诉求,并能以持续更新的政治秩序为经济自由的生长和新权利诉求的产生提供条件。这种价值整合在政治操作层面的现实策略是形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结构。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解读《君主论》

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备受争议、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家.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政治与宗教和道德相分离并且区分了两种不可调和的道德世界;他的自由观代表着"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两方面内涵;他的法律观包含着应然法律和实然法律两个层面;他论证了权力之所以合法是因为权力合乎人性、合乎道德、合乎目的.     

浅析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意义

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又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型塑现代国家,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建设,有利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且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构建中国乡村政治新秩序--评《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

在农村政治发展中，农村党组织(主要是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是村委会)的关系问题，是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和制度安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村级组织的主导力量，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担负着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动员组织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变迁、体制运行、权力与利益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这种现象弱化了农村村级组织的功能与权威，…     

法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启示——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切入点

在中国构建社会政治秩序过程中,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构成,政治秩序对于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如何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是现阶段所面临的最迫切和最普遍的问题。新时代下,要充分发挥马克思法哲学的指导作用,找到最适宜我国进行政治秩序建设的依据和方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略论私力救济

现代私力救济作为公力救济之补充,有请求、自卫、自助行为三种法定形态,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优胜劣汰的产物。在公力救济已历史地取得社会救济的优势地位的情形下,私力救济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社会公平、秩序、效益有重要价值。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由于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私力救济存在许多失范现象,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规范。     

政治生活变迁的道德诉求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期,为避免社会失范现象出现,政治要求道德与其协调一致,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政治是管控社会秩序的实现过程,也是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过程.政治生活变迁不仅需要政治工具的有力支撑,而且也需要借助于道德的不成文“规范”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政治与道德具有相同的终极目的指向,即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仅仅是手段性质有别,一种是物质手段,另一种是精神手段,政治与道德具有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