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来信解答

问：我省快速启动行政问责机制有哪些规定？ 答：为提高行政问责的实效性，从今年8月起，我省实施快速自动行政问责机制。省政府规定：对省政府所属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给予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等问责方式的，南省监察厅作出问责决定，并报省政府备案；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问责建议的，     

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视阈下的行政问责制新探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塑造问责文化、理顺政府职能、强化外部问责，同时建立起我国的“问责督察体制”，真正形成问责合力，完善行政问责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行政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加强人大对各级行政的问责,强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力度,健全与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畅通公众对行政问责的渠道,借鉴国外问责有效治理方式。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

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引咎辞职及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官员问责已经逐步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操作层面。当前,建构制度化的官员问责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完善行政生态环境。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