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法律的职业伦理——破解法律人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案

作为法律人共同体的构成条件之一,法律职业伦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法律伦理的基本立场,是围绕客户利益展开的"标准概念"。但是,由于标准概念本身存在着工具性与家长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它经常会面对两种反对意见:其一是认为职业伦理应当要求法律人是个好人的"日常道德"立场,其二是认为法律人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的"政治道德追问"立场。经过对"为什么要有法律职业伦理"与"司法的三重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讨论,法律职业伦理的政治道德立场具有明显的论证优势,所以法律人所负担的职业伦理是:他们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     

法官职业的道德义务和美德

司法伦理是一门探讨法官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法官只有具备了美德才具有道德价值。司法伦理掌握司法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性价值、伦理关系和伦理评价,是对司法、文化与法官间的协作以及一系列共同、基本的伦理价值、规范及态度之基础的寻求和建构。司法公正既意味着维护公义也意味着“善”。对于法官的道德要求,就其形式而言,都试图将法官塑造成为比现状更加完美。司法的本体世界就是一个道德世界,是法官所从属的真正在职业精神上自觉的世界。法官生活的道德标准惟有借助于司法伦理才能形成,司法伦理的目的是为法官自身建构一个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秩序。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建构的德性要义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对于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法律由以德性和人格为中心转向以原则和规范为中心。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不只是规范，同时更是规范的理由。法律职业经过“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的范导，选择了一致同意的道德契约，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公正之运用，既可生存于司法亦可毁灭于司法。法律职业的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道德善恶或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当拥有创造性特征的道德实践行为引起实践变化或对实践做出贡献时，才能被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绝不能低估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法律职业伦理信念及其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既要指向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规范化、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正当性本身，又要构建作为法律职业德性素养培育载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新框架。     

法律职业伦理关怀与法学教育的价值回归

人在社会中除了受到法律的约束,更多时候是伦理道德的调整。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1〕。伦理道德与法律一样也是一种规范,更是法律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高层次的"法律"。现代法学教育几乎都是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学教育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培养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的价值归宿与法律职业伦理关怀,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职业伦理现状及其培育——以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

通过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约束和引导,法律职业伦理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的自律,有利于提高其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有利于腐败遏制和公正司法,对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调研显示,法律职业群体,尤其是律师遵守职业伦理状况不容乐观。实践中存在律师乱收费、虚假承诺、虚假宣传,公检法人员办理"人情案"现象等;这些行为对法律职业群体的形象产生影响。通过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法律职业群体进行职业伦理培训、引导等方式加强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能够促进法律人的职业化和法治建设。     

涉诉公众舆论与法治理性之实现——司法诉讼中的理性与情感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法依情理而定。"在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公众舆论是公众关于常识、常情、常理的一般表达,具有不稳定性、流动性、对立性,体现的是公开的正义和直觉的正义。司法诉讼中的公众舆论过多地关注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法官的理性裁判。诉讼中的公众舆论在表现出了对司法价值认同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意与理性司法的冲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在公意与众意之间,法官的裁判应始终坚持独立的逻辑思维,实现法治的理性。     

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职业伦理的构建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我国重要治国方略,在我们司法实践包括对法律职业伦理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出发,探究其在社会各个方面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并对不利因素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为了解决以上困境,在教育上做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建立法律职业者终生道德评价机制,实现法律职业伦理向着公正、诚信、健康和谐发展。     

试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内化法律职业伦理理念,提高法律人职业素养的社会活动,是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不仅存在于法律职业的执业活动中,同时延伸至法律职业准入前的阶段及法律职业执业活动结束以后的阶段。其内容包括:法律职业伦理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法律职业伦理的特点与社会功能、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规范以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化和养成。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历史溯源法律职业产生伊始,就有了对法律职业的伦理要求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但法律职业伦理的学校教育的发展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代,对于法律…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每一种法律与政治理论都以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为起点,孟子的自然主义性善论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学说。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由孟子自然主义人性论道德哲学中可尝试提炼儒家规范美德法理学主张。这种规范美德法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权利法理学,它把公民美德的发展与实践作为法律的核心价值,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为公民个人美德发展与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它不但批评了通行的现实主义人性观,更为寻找自由法理学和伦理自然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     

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以拒证特权制度为视角

法律天然具有一种道德理性,在其形式的外壳之下,流动着伦理的血液。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出于保护亲情、职业伦理和公务伦理等因素的需要,均确立了拒证特权制度,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却切断了传统与当代的自然联系。在溯源传统,镜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对于探寻我国刑事法律的道德认可和伦理支持的正当性根基,重塑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品格和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法律化道德理念化的法律及其意义

道德法律化道德理念化的法律及其意义范进学道德问题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的问题，它属于人的内心自律的伦理范畴，既包涵道德观念、道德美德、道德修养，又指向道德规范、道德规则等。前者存在于主体的内心，后者则作为前者的外在表现形态而独立存在。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     

检察官“软”约束的规范化研究——以文本检视与实践透析为视角

职业伦理是检察官的"软"约束,是规范、引导检察官职业行为的重要依据。建构科学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体系,是司法改革背景下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必然要求。检视文本,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存在的形式混乱、内容重复、类型繁杂等弊端,导致伦理规范缺乏系统性、简练性与明确性,制约着规范理性的实现;透析实践,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在实际运行中陷入了检察权向行政权依附、"精英化"向"大众化"倾斜、职业信仰向社会人情屈从等困境,导致其无法真正发挥规范效力。因此,立足于规范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视角,应该通过提升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科学性、巩固检察官职业伦理建构的"职业化"根基、优化检察官职业伦理培养机制及加强职业伦理规范运行监督等措施,完善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体系。     

去道德化视角下的法正当性问题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曾将实践理性的运用途径划分为道德、伦理和实用三种途径。法的正当性与道德的独特联系正源于,与伦理和实用角度的运用相比,实践理性道德角度的运用所产生的规范性资源具有某种特殊的说理性优势。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历史主义与功利主义法哲学分别代表着从伦理与实用的角度看待法正当性问题的最典型学派,而其所面临的问题则从反面说明了,从实践理性的深层结构来看,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仍是现代社会法正当性问题的要害,道德话语是建构法正当性无法置换的规范性资源。     

浅析现代中国的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职业伦理即使历经数百年的洗礼,仍是世界各国法律界探讨争议最多的话题,永远是职业法律人和圈外人矛盾的对象。中国特有的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实主义的法律文化不同。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法律圈内外人士的价值冲突,使得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我们急需自身的修正和重构,来面对新时代的职业伦理变迁,适应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更好的展现中国法律人的职业伦理素养。     

“道德银行”的困境及其伦理启示

"道德银行"是近年来推出的旨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式的方式,其伦理实质是用一种功利化的方式推进美德建设."道德银行"的实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道德银行"与美德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实践中,"道德银行"容易产生伪善."道德银行"所产生的困境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道德建设应合理地明晰道德的层次,结合道德自身的特点;道德建设尤其是美德建设不能采用功利化的推行手段;应在充分考量现实道德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地运用不同的伦理理论.     

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

职业伦理的非道德性,落实到法律人的职业实践中,即在具体的伦理行为规范中．要求法官只需对法律条文负责、律师只需对委托人忠诚,而对待正义以及公众利益方面,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义务;通过遵从职业伦理的具体规定,法官对于两造当事人、律师对于委托人通过法律手段实现道德上邪恶目的的做法漠然置之,     

法官的职业伦理对行政官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官的职业伦理具有泛政治化、大众化的特点。行政官的职业伦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不相符 ,必将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在行政法治秩序建构方面 ,“人”———行政官的主观因素相当重要。通过对法官 (兼及法律家其它成员 )与行政官职业伦理的比较 ,为行政官伦理的发展与完善 ,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法官的职业伦理虽然与行政官存在差别 ,但两者根本的理念应是一致的 ,即法治的精神是法官与行政官共同的伦理基础。     

美国律师协会的学生会员制度

法律职业是一个知识的共同体,更是一个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高度仰赖某种传统的建立和传承。西方现代法律职业的建立,起源于某种师承关系,如早期英国律师职业的学徒制和法国法律职业的家族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葆有了这个职业独立的精英气质,也建立了融汇于血脉的正义追求。法治精神就是法律职业传统的积淀和弘扬。西方的法律职业将这种传统发展成为凝聚法律人的精神家园,十分珍视并竭     

法律职业化:一种怎样的法律职业样式——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现代化视野中,法律职业化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表征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即法律职业的分化独立、法律职业领域的专门化、法律职业职能的专门化;法律职业的分层化,包括法律职业的内部分工、法律职业部门的彼此独立和职能独立、法律职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法律职业需要特殊训练,具有独立的传统与原则,拥有同质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需要特定的知识技能与执业经验;法律职业家的精英化,即素质要高而数量要精,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律职业家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专门知识功底和高尚的法律伦理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