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视界中的政治参与图景

政治参与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公共选项,也是区隔三个"主义"的标志牌。政治参与,是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必需品,在自由主义那里却成为最弱意的选择。共和主义政治参与立足于无支配自由和强自治自由之上,以塑造公民德性和共同善为旨归,诉诸商议民主,建构了积极政治参与观,并以此来矫正和弥补自由民主代议式政治参与之不足,为当代民主理想与谋划而奔走呼喊。     

重申德性:建构一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

自由主义德性论试图从内部对主流的自由主义中立性学说进行矫正,但其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又囿于自由主义的既定框架,其调整空间有限;而在当代共和主义复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论共和主义则试图从外部借助"无支配自由"对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但未能充分发掘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传统,结果与自由主义拉不开足够的距离,几乎沦为某种改良版的自由主义。本文借助西方当代政治哲学中相关争论,试图勾勒一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的理论纲要,从国家在塑造政治德性方面的作用、对不同政治主体的特定德性要求,以及培养政治德性的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三个方面,主张以温和至善论重建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新型德性论继承、转化和发展传统的政治德性,以有效的公民教育培养有德性的公民,展现这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的基本面向。     

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的历史叙事

西塞罗认为共同善是共和的核心价值,包括"公益"与"公法"两个方面,形成了理解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一为积极肯定性;一为消极否定性,又受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宪政共和要求共和国的政体构建是宪政的、法治的,分权制衡的有限政府,试图构建一种"防御性共和政体结构";民主共和要求共和国的政体构建是民主的,强调人民主权,强调公民美德,强调构建的是发展的有效政府,试图构建一种"发展性共和政体结构"。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组合模式:一种逻辑分析的进路

根据政府与公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弱之别,政府与公民关系也主要体现为强政府—弱公民的精英治理、弱政府—强公民的公民自治和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这三种演进模式。哲学王思想是精英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强政府—弱公民的特点通过精英治理的几个关键环节体现了出来。市民社会促使了公民自治作为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生,弱政府—强公民的关系通过公民自治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出来。法团主义使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有其内在的要求。     

“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等于平均主义,也不等于政府或公民及社会的自理主义。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是政府的一份责任,也是公民或社会的一份义务。     

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问题意识在我国的延续;我国政府职能的根本问题是要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环境中创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条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想模式;当前,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公民社会以及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新加坡的“好政府”模式与社会管理:经验与反思

<正>在一党独大条件下,新加坡"好政府"模式强调政府的强势地位,并长期保持着对社会领域的支配。通过政府主导的合作架构,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被控制在现有体制内。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公民社会自主性的增强,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正面临变化,扩大民主日益提到议程上。新加坡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诉求持包容态度,随着良好治理的展开,政府与社会在更为平等基础上建     

论服务型政府时代的来临

服务型政府是继统治型和管理型政府之后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的生成源于公民与政府的契约、全球化、市场化和公民社会的到来,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对修正官僚制缺陷提出的的必然要求。     

政府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新趋势

政府管理模式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为传统管理、集权和人治。近代社会是公共行政的起点,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主要体现为“守夜人”的角色。到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使“行政国家”出现,公共行政学也随之产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使公共管理模式成为以后政府治理的基本范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导致了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出现了公共管理的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和解除管制政府模式。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公民资格理论重探

政治哲学对公民资格理论的研究一直忽视了对马克思的探讨,而马克思研究者也很少认真地总结马克思的公民资格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主题就是公民资格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此问题一直被共产主义或者现代性批判的宏大主题遮蔽了,也被一些犹太人问题研究者弄得琐碎不足道。通过对鲍威尔严格共和主义思想的发掘和对马克思思想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比较,马克思的公民资格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公民身份表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与个人通过交互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它随着根植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经过四次转变,形成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传统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公民身份理论要用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实现公民身份理论的本土化转换。本文在梳理中国公民身份形成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公民身份本土化的原则和路径选择。其中,尊重文化传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立足中国现实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原则,而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公民抗争的"自下而上模式"和公民社会带动的"中间协调两边模式"则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条适当路径。     

论基层政府官员法律认知的现状与提高

基层政府官员的法律认知依然陈旧，法律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浓厚，缺乏公民意识，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仍不相适应。应当从增强自我审查意识、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明确现代法治政府的正确定位、树立和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公民参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根本途径

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服务性、法治性、有限性、透明性和高效性的鲜明特征,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其实质是对公民参与的高度重视。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必须推进公民的积极参与,这是政府管理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目标的根本途径。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开拓渠道,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构建政府与公民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以公民为本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其构建及发展都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参与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意义重大,公民参与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服务型政府的持续平稳发展。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共和主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复杂的形态,《君主论》与《李维史论》之间的矛盾存在多种看法。马基雅维利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典共和主义的议题做出了独特回应:在自由、共和政体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通过引入斗争的方式发展了混合政体理论;阐述了公民美德的重要性以及培养公民美德的各种方式和途径。从西方近代早期政治话语的竞争这一背景出发,可以获得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更为合理的解释。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四个要点

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而言的一种政府形态或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论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管理的方式和特点 ,本质上是其行政文化的再现和具体化 ,行政管理受行政文化的支配和制约。不同的行政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行政管理思想、学说 ,政府管理组织与公民关系会有不同的定位。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影响 ,即在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与缺失 ;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处理好行政文化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 ,对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 ,积极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