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公民网络参与南海权益维护的政治价值及引导策略

公民网络参与南海权益维护对于满足政府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有效性、提升网民自身的网络政治素养、唤醒中国社会的海洋权益意识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当前,围绕国家南海权益问题讨论、南海特定冲突事件、政府南海权益维护、国际社会南海言论、周边国家南海行动等政治议题,形成了广泛的公民网络参与。为更好实现公民有序的网络参与,需要在一般性网络引导策略的总体指导下,掌握不同类型南海权益维护政治议题的网络参与引导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分类引导策略。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冲突”的现实策略及其路径选择

环境冲突的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环境冲突"政府应对的行动选择上,地方政府通常遵循的是"不出事"逻辑与"策略式"应对,在具体的策略上主要是"运动式"应对、"利益共谋式"应对与"变通"应对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但未能充分实现对环境冲突的有效应对,反而囿于应对策略的失当使得社会风险泛滥和环境正义偏离。研究认为,革新环境冲突的地方政府应对方式是消弭环境冲突的必然途径,可以通过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改变泛政治化的行政取向以及重建多元协作的治理格局,来实现环境冲突的有效治理。     

公民意识培育: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路径

一、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公民意识的概念界定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政府行为结构与地方政府创新——提升政府创新能力的微观视角

政府创新已成为地方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政府创新和政府日常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需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得到回答。根据政府系统理论,政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要求性行政行为和支持性行政行为两大类。支持性行政行为在效用的产生时间、社会总效用以及最终命运上要明显优于要求性行政行为。而成功的地方政府创新更易以支持性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而,政府需要正视经济社会环境提出的各项要求,自觉提高创新意识,选择促进社会公民发展而非依政府意愿限制公民的行为,注重公民参与和多方合作,充分估计和应对创新中的内部阻力,加强分权和还权而非集权。     

“身体抗争”现象的类型分析

当前我国的"身体抗争"现象分为常规型和非常规型两种,常规型"身体抗争"主要有底线选择型、策略选择型、泄愤型,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则主要有政策触发型、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型。所有的"身体抗争"都是以肉体以及依附肉体的个人生命或人格尊严为载体,通过抗争来维护和捍卫自身或群体利益。不同的是,常规型"身体抗争"大多是围绕个人问题展开的,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更进一步,由于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公众及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在解决特定抗争问题的同时,促使政府解决同类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抗争与政治稳定

社会抗争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抗争和政治稳定之间具有关联性,正确理解二者之间关系以及妥善处理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现象,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一般性的特征之外,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呈现出自身显著的特点,意味着社会抗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也是较为特殊的,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抗争控制与疏解的主要原则和基本途径,同时,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理解社会抗争,其正面作用与其负面影响一样值得我们深思。     

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

在危机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通过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并降低危机事件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巩固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试分析政府的危机事件应对举措对其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地方政府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研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整合政治权威、实质权威、规则权威与传统权威,把政治、行政、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汇聚于工作小组,创造性地将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权威来源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从而实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土地整备的目标。研究基于权威支配与策略选择建构的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般模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呈现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     

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模式——俞可平与福山的对话

俞可平 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文拟对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状况作一简单评述.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党政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的实践调整,但是始终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徘徊。实践表明,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中寻求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关系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框框去思考问题,恐怕相关研究和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会困难重重。能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固囿,从政府体系的其他结构方式来调整"条块关系",直至理顺政府间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写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论民众抗争的“出大事”逻辑:情境、机理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逐渐增强,现代性的风险在不断集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逐步显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急剧累积。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断裂,成为当今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频出的(薮,使“抗争政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民众为了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表达并引起政府的重视,在社会抗争事件中主要遵循“将事情闹大”,即“出大事”逻辑,主要运用较为主动的、积极的、选择性的策略主义。从这种逻辑形成的内在机理来看,社会转型的影响,是通过“相对剥夺感”“利益表达与救济梗阻”“发展型地方主义”等作用机制来实现的。民众抗争的“出大事”情结及其再生产,将给社会集聚更大的风险与危机。消解民众抗争“出大事”逻辑,实现基层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和谐,我们需要从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畅通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救济机制、推进“六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大功夫。     

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实证剖析与反思

"公关管控"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采取的主导行为策略,目的是尽快消除网络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本质上是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其危害在于矛盾积聚与消解权威。为此,政府应对网络事件,应转变"管控"策略为"沟通、引导"策略、建立常态信息沟通机制与矛盾源头化解制度。     

底层抗争策略的确立与变换诱因分析——对一个维权组织的持续性观察

在学界,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多从行动策略的角度出发对草根维权行为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日常化的隐性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弱者的身份抗争”、“以关系网络抗争”和“以死抗争”等有关维权策略的解释框架.但通过对H市一个有组织维权个案的观察,笔者发现,持续性抗争中的维权策略是多元、复合而非单一的,特定的背景因素是诉求者确定维权策略的依据,环境因素变化直接影响诉求者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从而使维权策略也发生转变.正因如此,所以,任何试图透过单一的维权策略描述去解释草根抗争全部过程的做法都只能说明事情经过中的一个片段,无法涵盖全部内容.以跟踪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本文提出,与维权抗争相关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环境形势才是促使维权策略确立或发生转变的诱因,因势制宜是草根维权抗争得以持续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