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中,如何阻止农村衰落,实现城乡共赢共生,是中外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城乡发展相辅相成。即使今后城镇化达到70%,农村也有4~5亿人,农村决不能成为贫瘠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村级治理,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城郊区乡村城镇化问题思考

加强乡村城镇建设，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向城市(镇)化过渡，是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郊区率先实现乡村城镇化，可把城市多元辐射作用传导到农村，为农村发展示范，带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     

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治理主体的责任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乡村治理主体存在多元化趋势,合理界定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治理主体的角色责任,梳理乡村治理主体彼此关系,形成合理的治理主体体系结构,将有有助于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空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农村由于资源配置、城乡二元制度以及乡土文化缺失等原因出现了人口、房屋、土地、产业发展、公共资源等多方面的空心化现象,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健全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加强城乡制度改革以及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是治理四川农村空心化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文明城镇化的内涵及其路径

人类进步史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城镇化不仅改变了人的居住地域,更是把人融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与结构之中,城镇化的本质是现代文明的扩展。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当根据信息化的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坚持走文明城镇化道路来协调发展现代城市文明和现代乡村文明,从而在文明城镇化的实现中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乡村治理变迁与现代化转型路径研究

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未来趋势及内在约束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逻辑起点,以农民、基层政权、国家为关键治理主体,以效率、平等、稳定为基本治理目标,将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增强治理成效的过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就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和协同治理原则下,破解阻碍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 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农村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其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溯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家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生产力才得到极大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治理的基础被动摇乡村治理的效果无法保证。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必须通过推进乡村自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的建设等措施,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关系探究

城镇化与乡村建设原本是矛盾的双方,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机制的存在,时至今日农村一直在补贴城市,农村发展的内在活力并未激发出来,与此同时伴随着廉价劳动力和生态环境可承受能力趋紧极限,城镇化建设亟待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建设性"破坏以及统筹城乡互动发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应从城乡资本产出比率角度来反思城乡关系,紧紧依靠城乡劳动力要素资源,努力使劳动者而非资本成为城乡建设的主体,实现城乡统筹科学跨越式发展。     

基于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的研究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我们的重大问题,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美丽乡村建设,是农村生产现代化、生活富裕化、环境生态化及个体文明化的转型过程。"美丽乡村"建设要以治理现代化为依托,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乡村的美丽。目前,美丽乡村建设从治理现代化角度看,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要引起重视。要积极探索美丽乡村建设中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