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审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浅谈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原则及适用

本文通过数起案例，对量刑一般原则和涉及未成年人特殊原则的分析，提出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时可不考虑或尽量淡化“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素，全面贯彻上述原则和方针，按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及“若干意见”的规定，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应及时修正涉及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指导意见，适时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体系。     

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模式的坐标定位与分析

法官的量刑依据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乃是分析量刑模式的两大重要切入点，将它们分别作为坐标的横、纵两轴，将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作为横轴的两个端点，依法严格量刑与法官自由裁量作为纵轴的两个端点，形成一个分析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模式的坐标图。借助这一坐标图能够将我国现有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方式定位为三大类别：保守型、灵活型和综合型量刑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其变化和发展之路径，从而为我国构建统一的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模式奠定基础。     

利用社会调查制度评估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它是法官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的重要参考。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需要利用社会调查来完成,社会调查员应当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将社会调查信息制成人身危险性评估表进行评分,并根据分数将未成年犯罪人划分为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危险性等级,使法官更直观地了解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准确量刑。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问题探析——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刑事司法领域,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方面,如何针对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定罪量刑,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是司法实务界探索的热点和难点。有效地完善和规范未成年犯罪的量刑程序和相关制度,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量刑的实体控制与诉权制约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     

美国未成年犯罪人新收训练营地探究

对未成年犯罪人奉行"以教育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量刑上比同罪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要轻。美国行刑领域尝试了种种方案措施,不仅有未成年人监狱,而且有未成年犯罪人新收训练营地。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新收训练营地是消防军队基本训练模式的未成年矫正制裁措施,该营地通过诸多方案(让未成年犯罪人叁加戒毒治疗、保留工作或上学)降低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或促进社会鼓励的行为、缓减监狱拥挤程度和减少综合费用。虽然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新收训练营地存有一些争议,但它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替代性制裁措施。     

未成年犯罪人之社区矫正

内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本文在简要介绍有关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规定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而提出构建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议,指出应当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完善相配套的措施并贯彻落实,从而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更好的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之价值。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

审前调查是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制度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处理中，这一制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中尚属空白。本文就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处理中引入该制度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新闻自由与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冲突与解决——以北京李某案媒体与司法关系为参鉴

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是少年司法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最大利益"的根本措施。虽然该项"保密原则"受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是大多数国家仍旧依据"保密原则"来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保护,并且这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也有关于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规定,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危险性与被害性：未成年犯罪人人身特征分析

在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人身特征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传统犯罪学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并不适合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特征描述。人身危险性只是未成年犯罪人外在的人身特征,对犯罪生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未成年犯罪人具有的被害性特征,关注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