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对非战略新特点与中国对非外交战略思考

大国对非战略的新特点表明，美国正趋于将非洲纳入其全球地缘战略，非洲正在成为大国培养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推广所谓“全球公益”的重要场所。面对新的国际环境，考虑到长远的发展目标和非洲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应从中非关系的战略定位入手，在现有对非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制定对非洲的外交战略。     

马克龙政府“新非洲政策”的突破与困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3年2月27日访非前夕，就其非洲政策发表重要讲话。这与2022年底发布的新版《法国国家战略评估报告》共同奠定了马克龙政府第二任期的对非政策基调，意味着酝酿两年之久的“新非洲政策”正式出炉。该政策意图改善法国形象、拉拢非洲国家、平衡非西方国家影响力，具体表现为：法国将减少对非洲的干预；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赋予非洲国家更多自主权；加速归还非洲国家艺术品；推进与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的和解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对非“让利”是基本主线，战略收缩是整体选择，外交多边化是长期趋势。总体而言，马克龙政府的“新非洲政策”存在一定的进步意义，有助于推动法非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但法国相对实力的衰落使得其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法非关系中尚未解决的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将严重影响法国在非洲的战略信誉。     

“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莫迪政府的非洲政策

印度将“印太战略”视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超越。虽然“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基石，但涉及非洲的“西联”与“南控”政策也很重要。换言之，非洲对印度“印太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呼应“东向行动”政策、助力其走向亚太并提高大国影响力，还在于实现印度深耕印度洋、拓展对非经贸合作和加强人文联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将印非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增加对非外交机构与资源投入，在战略议题设置上更加突出海上安全，以加强对非反恐与人道救援合作、践行支持非洲发展承诺、发挥在非海外印度人“桥梁”角色等方式，大力推动区域集体安全与经济一体化，在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互联互通、防务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上展示出较大的开放性。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增强印度战略自信。未来，印度仍将视非洲为实现其大国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受印度自身经济实力、印非间现实性问题及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的掣肘，印度对非政策将更趋务实与谨慎。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冲击中国外交与安全

2011年东北亚局势出现了历史性新发展，其中尤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影响最为深远。“新军事战略”调整全面“转身亚太”；军队转型能全面应对“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与防务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评估”重新定位，也是为了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盟友关系）不会流失，还有奥巴马政府出于2012年大选需要而表现出的对华政策强硬。美国“亚太转身”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明显，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合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潜在对抗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德国在欧盟的经济主导地位:根基和影响

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德国在危机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每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德国影响力上升的根源在于德国是欧盟层面非中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德国凭借其在欧盟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欧盟战略转型:提升经济竞争力、启动财政一体化、加速推进"大西方"战略。德国在欧盟的主导作用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影响喜忧参半。     

欧盟中东政策的特点

欧盟中东政策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呈现以下鲜明特点：以“欧阿对话”机制确立欧盟与中东的整体关系；以“欧盟-地中海战略”和建立与海湾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欧盟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促进欧盟中东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欧盟中东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欧阿对话”为中心，“欧盟-地中海战略”和欧盟-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是两大支撑。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同时，再辅佐“欧洲-中东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以全方位、多层面地建立与中东的合作关系。     

日本对非战略的调整

二战以来，日本对非战略诉求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到“经政并重”，再到“政治为主、经济为辅”的调整。目前，非洲成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战略的“外交支点”之一，其对非战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与中国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十大报告就中国外交的原则和目标做出了战略性论述，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变局下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世纪之问”，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指南。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智慧。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外交承担着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需要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不断地“铺路架桥”“化危解难”，持之以恒地为中国扩大商贸联系、稳定周边关系和提升中国影响力“开拓进取”。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还需打破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美国建设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地位将不断提升，这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治理基础和战略保障。     

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把欧共体建成欧洲联盟,使欧洲成为世界多极化中名符其实的“一极”,德国可以在这一极中称雄。与此同时,德国将积极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给它带来的机遇,凭藉其经济实力,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以便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担负起共同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德国为实现上述外交总战略,正对西德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德国外交政策重点已从美国转向欧洲。对美国仍不放弃结盟关系,但在新形势下,决定加以修补和完善,使其具有“新的质量”。对苏联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以条约的形式与其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则是在促其和平变革中承担“特殊责任”。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将保持原有的关系。现将德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剖析如下:     

中日关系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近年来，在日本政局与外交新变化和中日相互作用新趋势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面临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新转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平衡美亚和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取向，为中日关系带来了“福田机遇”期。中日双方应珍惜这一机遇，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和解与合作。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关构想

近两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国际大环境中双边战略互惠利益，也离不开中日关系的惯性因素：既要提出发展战略互惠关系长远规划，也要积极应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需要双方领导人运筹帷幄。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德国外交的新大西洋主义取向浅析

近来 ,围绕伊拉克战争中的德美分歧 ,德国外交界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其政策讨论中曾出现三种意见。一是新大西洋主义的“合作性对峙” ,有条件地调整对美政策 ,以“使美国修正其路线”。二是受戴高乐主义影响的“均衡对峙” ,包括建立法德俄轴心 ,限制美国的单边影响。三是紧密跟随美国的“老大西洋主义”路线 ,并伺机施加影响。经过权衡 ,德国政府认为应发展新的大西洋伙伴关系。 11月外长菲舍尔和总理施罗德相继访美 ,努力作出与美和解的姿态 ,德国外交“新大西洋主义”取向日趋明显。战后 ,德国外交政策长期奉行大西洋主义 ,与美国关系密…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在京召开中非战略研讨会

2012年6月29日，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在协会大会议室召开中非战略研讨会，会议由亚非协会会长武东和大使、副会长程涛大使主持，来自外交部、社科院、中央党校、人民日报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并就“中非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大国在非博弈及中国战略选择”做了主题发言，会议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与中非关系:挑战与应对

进入新世纪以后,非洲经济快速发展,伴随这一进程而不断深化的南南合作成为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对非政策,不断拓展在非洲的利益并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大国竞逐非洲更趋激烈。国际政治环境的新特点、中非发展状态的新变化以及大国对非战略的新调整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为此,中国应该妥善应对,谋划未来中国对非洲外交的战略与政策。     

从美对俄战略看当前美俄的紧张关系

美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美国弱俄、抑俄政策是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继续，意识形态的对抗贯穿美苏和美俄关系的发展过程。近些年来，美俄不断形成相互挑战之势，今年俄格军事冲突又导致美俄对抗势头加剧。但两国不会回到冷战时代，非敌非友的两国关系将会长期保持。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越关系的新走向及中国的应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竞争正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近年来,日越关系的不断走近,不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向新阶段,并出现了推动发展双边战略关系、日本强化政府开发援助的意识形态作用、持续深化“维和”合作、强化“供应链安全”领域合作,以及聚焦新兴领域合作等新走向。这一新走向以强化日越关系为主线,并展现出以安全利益诉求为根本基础、以经略对美国关系为主要支点、以促进经贸合作为基本动力等特征。尽管该新走向存在非等距结构难以化解、经贸合作存在人力资源缺陷、悬殊经济财力难支和双边人员交流不足等问题,但引发了多组双边关系复杂化、东南亚地区成为大国竞争新场域等影响。为此,中国应在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战略研判,聚焦中美竞争实施战略谋划,加强中越关系,以及发挥东盟多边机制作用等方面予以应对。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布什政府的俄罗斯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俄两国既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也不存在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美俄关系已不再是冷战时期那种非敌即友的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非敌非友的关系。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对俄实行强硬政策，在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对俄奉行单边主义政策。“9·11”事件后，美俄关系有所改善，但双方“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将会继续下去，美国奉行对俄削弱和遏制的总体战略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