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

本文以传统的战略稳定理论在当前安全环境中的现实意义为分析起点,探讨了建立中美新型战略稳定的概念界定、推动与干扰因素及可能的维持途径等内容。本文认为,中美建立新型战略稳定需要一个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推动双方增强互信,降低双方发生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并提供一定的途径管控双方的安全意外与危机,有利于稳定中美两国的核力量,有利于两国建立起稳定的战略与安全关系,并促进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同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全球安全环境。     

中美经济融合与战略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蓬勃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存与融合不断深化,同时相互矛盾和摩擦也在加剧.妥善处理矛盾,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攸关两国发展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因而应运而生.中美双方在对话中的地位是动态变化并逐步趋向平衡的.     

中美经贸关系:管理竞争性相互依存

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步入“竞争性相互依存”时代,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正受到追求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竞争模式的挑战.中美之间出现零和博弈的心理根源是互疑,而互疑的认知根源是对自身和对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自信.消除这一心理根源的办法是正确认识中美各自未来,意识到当前两国的首要关注是解决国内发展难题,而非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恶性竞争;并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战略管理.双方需要通过战略经济对话、首脑会晤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等战略方式管理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重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中美之间启动新一轮双向市场开放、推进各自国内改革进程和增进战略互信提供强大动力.     

中印战略对话：探索中印战略互动机制及其制约

中印战略对话是中印两国建立互信、保持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推动并深化这一战略对话将决定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自2005年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以来，涉及内容广泛并趋于不断深入，包括全球化挑战、联合国改革、反核扩散、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地区冲突热点，以及双方高度关切的边界问题和地区安全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目前仍处较低水准，提升战略互信是发展中国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提高中印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可预测性，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合作，必然对中印战略对话提出更高要求。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他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中美海洋合作:特点与努力方向

建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美两国在海洋多个领域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呈现出非敏感领域进展顺畅、海上执法与安全合作有序推进、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等特点。两国海洋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体现了中美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相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互信不足、双方对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存在分歧等现实制约,深化两国海洋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大局出发,将中美海洋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内,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关系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定位,并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未来发展.     

对中美“信任赤字”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关于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广泛讨论.最近,甚至有美国学者撰文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达到了“空前高度”,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新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中美之间在许多方面是有互信的,但互信程度远低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现在不是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互信最差的时候.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当前互信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加强互信需要积蓄正能量,增进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在双方利益并不重合甚至冲突的问题上两国要多沟通、探讨、妥协.若如此,则中美双方都会有所失,也都会有所得.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性思考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根源于东北亚战略结构的演变。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导致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压力增大,面临不同意识形态挑战的压力持续上升,与周边国家合作成本增加,国家合作将更加困难。中国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必须以包容性增长为东北亚战略安全合作发展的前提条件;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基础;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维护朝鲜半岛安全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关键;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周边环境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积极倡导探索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最终归宿。     

超越“确保摧毁”：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原理

现有几乎所有关于核威慑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都认为,核武器数量是否达到确保摧毁门槛对核威慑有效性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确保摧毁"原则对学界的影响已达到范式级程度,以至于学者们在争论中国核武器数量够不够这个政策问题时,均自发地从该原则出发论证各自的主张。本文认为,"确保摧毁"范式忽视了承诺可信度在核威慑生效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未能充分意识到核武器数量变化对承诺可信度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反向影响对核威慑生效机制的影响,因而错将是否具备确保摧毁能力作为判断核威慑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通过剖析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有效性三者的作用关系,充分说明,"确保摧毁"既不是核威慑有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未达到确保摧毁门槛时无需增加核武器同样有可能实现有效核威慑,而达到该门槛后为确保威慑有效反而应当(继续)增加核武器。超越"确保摧毁"范式有助于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核威慑生效的全部机制。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

地缘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稳定制约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中日两国作为地缘上非常接近的国家 ,其关系必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两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状况入手进行分析、探讨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和美国这一地缘制衡力量对现实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两国利益上的共同点和难以解决的矛盾点都存在的情况下 ,两国关系只能是有限合作、有限冲突 ,但合作应是两国关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