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社会功能失灵及其应对——基于社会价值之反向重塑的思考

司法裁判的社会功能之体现在于以公正司法引领社会公正并以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而且,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与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乃至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统一的实现皆密切相关。随着作为社会价值共识且本质上可与司法裁判相互融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援引,为司法裁判之社会功能的有力彰显提供了时代契机,只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运用失范,导致适用效果不如预期,理应从价值层面与规则层面两个角度,分别对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予以明确,对裁判理念、裁判规则、裁判说理予以规范。     

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边界问题探究——基于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的考量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又是目前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形式。虽然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普遍性和便捷性能满足公众对于司法知情权的需求,但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相关人员的隐私权造成侵害。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裁判文书公开提供了良好的载体,但也使得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碰撞更为激烈。通过比例原则和可分割性原则,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权,以此对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中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予以平衡。     

法律论证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裁判困境及其反思

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及以对话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论证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对此也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和探索,重点是强化庭审功能,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尤其强调裁判理由阐释及论证,要求法官必须公开其心证过程。但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实质公正仍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官适用法律存在多重困境,法律论证过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仍应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为基础,同时应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     

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

当前,我国有的法院为使其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直接以政治化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不依据法理阐明裁判理由等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方面与依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具有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方法密不可分。法官依据法理通过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以及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等方式,能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使司法真正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然而,法理自身又具有专业性、主观性和争议性等有限性,对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辞方法予以弥补。     

自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法律回应理路

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游走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自媒体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隐私权的保护规则。基于隐私权所具有的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的法理底蕴，反观自媒体易于侵犯隐私权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立法划定隐私权边界，通过司法裁判隐私权纠纷，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监管侵犯隐私权行为。通过自媒体技术自身的完善规范来预防侵犯隐私权行为。     

类案适用视角下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的撰述

类案适用是一种与司法裁判具有内在联系的活动。从类比推理和司法说理的角度看，先例的裁判理由对类案适用承担着正当化论证的功能，它不仅为判断先例与待决案件是否类案提供了实质标准，也为类案裁判规则的形成和适用准备了担保理由。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体现了成文法制度下类案司法适用的基本原理，其可以从类案适用的制度背景及法律方法中获得认识。在指导性案例的体例要素中，裁判理由是对裁判要点的形成和司法适用最为重要的部分，案例指导工作不能疏忽对裁判理由及其内容撰述的重视。对此，可以基于类案适用的视角对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的撰述确立一定的目标性要求，并就目前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从有助于类案适用的角度优化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的撰述，应是促进案例指导制度良善发展的重要任务。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逻辑、难题与程序法回应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既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的结构性转向,又开拓了"同案同判"的技术化裁判路径.这主要归功于智能量刑算法的主体性逻辑、量化规范逻辑以及经验规范逻辑.但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反馈却发现,暗箱裁判、算法歧视并非当前智能量刑算法司法适用的最大难题,反而是公众的可接受性、经验归纳的周延性以及"系统性偏差"等难题极大地困扰着算法裁判的实践效果.为了更好地推动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我国应在现行司法程序的基础上,建立司法听证程序、算法选择程序、算法判决申诉程序,并面向三类刑事变通事项建立主审法官的伴随性审查程序,以消除智能量刑算法的技术性缺陷.     

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的学理反思

人工智能裁判系统在数据来源、数据格式、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技术困境,学界在多个维度下论证了它只能扮演"辅助"的角色。但"辅助"角色给投机者的"无效改革"提供了庇护,对于技术引发的诸多司法难题,我们需要作出抉择。现阶段,人工智能运用于审判多以建立样本数据库为基础,这种通过大量案例进行决策的方式更适应于判例法国家,对于我国而言将成为一种抉择,关涉样本筛选主体、样本筛选标准等诸多制度的对接,并且在推广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面临困境。在技术层面,目前人工智能运用于审判以连接主义作为认知方式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是决策过程的黑箱问题,使我国的司法体系再次面临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抉择。面对智能裁判系统,法官们也在隐私权、审判权等方面存在担忧,智能裁判系统对法官办案时长、办案风格的识别以及偏离预警上报审委会制度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法官隐私权、审判权的隐患,可通过"双向监控"、弱化偏离预警的上报功能入手,避免审判管理异化为审判管控。虽然数据主义的发端引发人文主义的式微,但在面对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司法的抉择时,数据主义无法对复杂的司法系统作出精准描述,依然需要以人文主义作为基础,技术的可行性不能作为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裁判时进行制度抉择的全部依据。     

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

公共政策所表示的 ,乃是政府 (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在一定时期里为满足社会的某一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或纲领 ,它也常常意味着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政府行动 ,是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中 ,在对公共政策给予必要的、善意的尊重的同时 ,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问题慎重对待 ,有条件地将之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资源     

司法保护视角下的隐私权类型化

隐私权作为抽象概念有利于保护新兴的隐私利益,但也因其内涵的概括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安定和侵权责任的判定困难。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具有划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区分隐私权具体类型、克服其不确定性弊端的功能。以司法案例为基础并厘清其选取范围后,以权利客体为主要标准将隐私权侵权类型分为侵犯私生活安宁、侵犯私生活秘密和侵犯个人一般信息,根据侵权行为、权利主体等要素再进一步划分下位类型,具体分析每一类型的判定基准和侵权责任,以期为立法完善隐私权保护体系奠定基础,为司法裁判隐私权案件提供参考。     

现行合议制的变革与完善

合议制是民主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延伸,它满足了社会公众及诉讼当事人对司法认知及裁判的一般要求,亦有利于避免审判组织运行中出现的人为武断和智虑上的缺失。①合议制在其渐进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它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也体现了多重的价值取向。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合议庭负责制已日渐得到重视和落实,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束缚,使合议庭出现了"形合实独"、"审判分     

裁判权威问题初论

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裁判的权威本身是与法律的地位和权威相一致的，民众认同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际是认同法律的权威性。如果裁判不具有权威性，则司法不仅不能履行其在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功能，而且也不可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的权威性正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裁判权威重要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裁判权威乃是保障司法裁判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诉讼当事人认识到司法的裁判结果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的时候，才能真正认同司法裁判，并自觉履行司法裁判所确定的内容。如果当事人并不认同司法裁判的…     

陪审团的价值预设与实践障碍

陪审团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一是民主价值,即陪审团审判体现了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民主,体现了社区伦理融入裁判;二是公正价值,即陪审团能够防止司法贿赂、保障独立审判、增加司法公信力;三是自由与人道价值,即通过一致裁决防止侵犯少数派的自由,通过"陪审团废法"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通过死刑裁判体现司法人道主义。但是,陪审团的价值实现存在实践障碍:一是陪审团成本太高且效率太低,二是陪审团的代表性受到质疑,三是审判诈骗等复杂案件的能力受到质疑,四是民事案件陪审团容易出现非理性裁判。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地适用陪审团的数量在减少。但是,陪审团作为对抗恶法、反抗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进行压迫的工具,能在少数案件中发挥作用就足够了。所以,数量上的减少,并不能说明其存在的价值降低,其伟大的象征意义永远不会磨灭。     

“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保护

如今当红的“人肉搜索”风潮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满足了公民对信息批露公开公正的要求,但在“人肉搜索”中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人肉搜索”过程中的不适当的行为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本文通过对“人肉搜索”现象及隐私权界定的分析,探讨了“人肉搜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以及司法救济途径,简析如何把“人肉搜索”这把双刃剑收为己用,真正做到对隐私权的保护.     

后真相时代的司法 ——评陆而启《意见裁判主义》

从陆而启所著的《意见裁判主义》一书的研究谱系和其可行性来看,"意见裁判主义"已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法实证主义为"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反过来"意见裁判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适用;而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推理的特质.其次,司法作为意见交流的平台既与法功能论视现代司法为重要的公共交往渠道的观点吻合,又是利益多元社会中司法判断获得正当性的一种方式.但"意见裁判主义"理论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达成多方合意的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等方面还不明朗.     

刑事司法裁判合情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功能

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确立,不仅在司法技术层面提供了一种从“具体到具体”的法律适用手段,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而且在司法政策层面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同类案件的基本立场和裁判倾向,促进了司法政策的贯彻。指导性案例在样本案件选择及其基本事实、裁判理由和裁判要点的归纳提炼上,都体现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宏观指向与微观立场。政策引导功能体现在稳定法律预期、适度调整立法政策、强调社会效果和兼顾道德建设这四个方面。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具有一定的限度,法院在参照指导性案例时要正确处理司法政策和立法政策的关系,正确理解和实现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功能,并在其中正确地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     

论“无法”司法——一种对司法过程的另类思考

我国法制建设中历来重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对司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法"司法问题却有认识不足的倾向。所谓"无法"司法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等情况下,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理念的要求,法官必须解决现实的社会纠纷。"无法"司法是以法官自由裁量权和司法经验为表征的,在司法过程中具有普适性。但是"无法司法"毕竟与严格依法原则有冲突,因此也应当对"无法"司法进行必要的规制。     

作为法律实用主义的“权利话语”——以一起“难办”案件的“能动司法”为切入点

在一起"难办"案件中,法院贯彻执行了能动司法的政策,借助权利话语的修饰,做出了"圆满"的裁判。虽然这个裁判的合法律性令人质疑,却具有相当的公众可接受性。权利话语背后是法律实用主义,它以务实的态度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法律实用主义是能动司法的实现模式,值得"认真对待"并审慎合理地适用。     

对我国裁判文书公示的理性思考

裁判文书的公示对增加司法透明、司法公开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同时裁判文书的公示也涉及到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涉及司法与传媒的关系等问题,需要全面、理性地予以审视,也需要不断地予以规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