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未来的影响

2017年联邦议院大选后,德国形成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传统主流政党身陷发展困境,支持率一路走低;2018年德国选择党成功进入全国16个联邦州议会,在德国政党体系中站稳了脚跟;政党光谱的另一端,德国绿党也实现了崛起,目前有成为第一大党的趋势。欧洲议会选举进一步将德国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固化。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不仅降低了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同时也对欧洲议会的决策效率及德国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动力的意愿产生了消极影响。     

议会选举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绿党

由于欧洲绿党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又要适应并融入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战略困境,加之其推进自身"欧洲化"与推进欧洲政策"绿色化"的互动过程,对绿党的分析就不能仅仅从阶级代表性这一传统视角出发,而应立足于选举政治进行综合考察。首先是从欧洲绿党的价值原则、议题设置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来看绿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其次是从绿党选民的基本社会结构、态度倾向来看绿党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绿党所代表和联系的主要社会群体;再次是从绿党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及其议会内党团活动、议会外活动来看绿党的实际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推动欧洲"绿色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是基于这三个维度的综合考察,对绿党的政治光谱、现实方位及其未来发展等作出科学判断。     

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走向和面临的挑战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受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叠加影响,主流政党政策主张趋同化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结构异质化、政治议题多元化、选民偏好差异化的趋势,主流政党和新兴政党的选举表现此消彼长.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调整政策供给来回应政治议题、选民偏好、政党竞争等外部环境变化,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态势.当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走向处于初步探索、局部调整的阶段,仍未明确形成具备创新性、系统性、连贯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框架,难以根本解决自身转型困境和治理欧洲多重危机.     

当代法国欧洲生态绿党兴起现象探究

近年来,法国政党政治出现明显震荡现象,即2017年总统大选中主要政党博弈由传统左右翼结构被当今中间派—右翼民粹政党政治结构代替,在此之后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在执政中无力解决经济社会痼疾并受到社会运动连续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基础多元、历经多次分裂重组的欧洲生态绿党,在当今法国政党政治震荡中迅速崛起,成为一支影响法国乃至欧洲政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该党多元性的政治议题扩大了选民基础,注重直接民主调动了民众参政积极性,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市镇选举中获得广泛支持,但它也存在议题过于多元化、党组织涣散、注重直接民主而去中心化严重等问题。虽然多元性和直接民主扩大了该党的选民基础,但弱化了党组织和中心集权,多元民主困境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政治难题的化解和新兴大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思考及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启迪,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方面的讨论则较为偏向个案分析。综观现有研究,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欧洲绿党的发展变化与政策演进

绿党在欧洲政坛的崛起是近30年来欧洲社会政治变化的一个新现象,绿党纲领理论的提出、政策主张的实施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绿党力量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西欧国家现行的政党格局。研究绿党特别是欧洲绿党的发展变化及政策走向,对于我们了解绿色思潮与生态主义何以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影响不断上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与走势

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反精英、反建制、反官僚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冲击。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很多人对"共识政治"状态下的主流政党失去了信心与信任,深层原因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自由资本主义"回归欧洲引发的社会反弹。在欧洲选举政治框架中,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一般都会趋于"主流化";同时,主流政党也会吸收很多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西方意识形态、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正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要内涵。中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全球安全型、政治型、经济型和环境型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主动融入和积极创建的地区组织。研究表明,中国重非正式机制,西方重正式制度;中国重进程,西方重规章;中国重软约束,西方重硬约束;中国重开放性与包容性;西方重封闭性与排他性;中国重多元价值基础上的任务导向型合作;西方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责任分担。在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塑和议题重置过程中,中国应提升嵌入式议题设置能力,增加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的话语权,建立统一战线,推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共治的方向演变。     

日本"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常态化及其影响

2009年民主党政权的成立使日本两大政党制的发展迎来高潮.日本短期内再度实现两党政权轮替的可能性较小,但政党竞争在选举层面形成了主要在两大政党之间展开的格局.以2012年民主党政权的崩溃为转折点,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极端多党化.安倍时代形成并延续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或将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新常态".进入"后安倍时代",自民党与公明党间的执政联盟也将继续保持稳定并具备长期可持续性.第一在野党的再度崛起成为难题,在野党的政治重组将呈周期性循环态势.     

非主流政党对当代西欧国家政党格局的影响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绿党和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为代表的非主流政党在西欧许多国家的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它们分别与中左、中右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上台执政 ,从而对西欧国家的政党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并迫使主流政党对其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作出调整。不过 ,中左和中右两种类型的主流政党主导欧洲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非主流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当气候成为政治

当全球气候变暖(核心是减排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核心议题之一后,各国的政治角力就不可避免。在"一超多极"的格局中,欧盟的态度最为积极,英国甚至试图将全球变暖提升到危及国际安全的高度。     

选举向度下的美国绿党:以马萨诸塞州绿党为例

本文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性绿党马州绿党为例,具体分析了美国绿党近年来在联邦州的选举政治,特别是2002年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和它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环境及其竞选策略选择.作者认为,美国绿党正在成为地方选举政治中稳定上升的"第三政党",但要像欧洲绿党那样实现绿色政治在联邦州甚至联邦政府层面上的政治突破,还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限制,因而需要更长时间来观察.     

意大利大选后政局走向及对欧盟的影响

近年来,意大利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正在成为政坛"新主流",成为左右该国未来对内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和极端政党联盟党的强势崛起,既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经济长期低迷、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直接相关,也再次暴露了欧盟内部存在的日益尖锐的深层次矛盾。鉴于持疑欧、反欧立场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已渐成政坛主流力量,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主政,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都难免会更趋紧张。考虑到其经济与政治分量,意大利与欧盟层面龃龉不断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困扰"。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气候变暖亟需全球应对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气候变暖概念提出之后,到21世纪初,气候变暖正在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生态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问题的重大议题。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应当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高到国家整体竞争力和保障气候安全的层面加以研究和部署。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议题、配合全球环境治理的"追随者"定位入场,再以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积极开展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定位发挥作用,而今已转化为以引领共治格局、探索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贡献者"定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