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还是权利——采访权初论

记者的采访权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 ;采访权的权源来自从表达权延伸出来的知情权 ,知情权的享有与行使有多种形式 ,但新闻媒体是公民实现知情权的主渠道。记者在实施采访权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无专门法律可依 ,此外还存在被拒绝、被腐蚀、受干扰或威胁、被殴打伤害、被驱逐或“封杀” ,以及滥用采访权等等问题 ;记者的采访权能否实现 ,不仅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知情权 ,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其他诸多权利的实现 ,因此 ,保护采访权的实质是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新闻立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新闻媒体以其舆论监督等特有的社会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先行官”和“推进器”。然而,我国新闻立法方面却相对滞后,使新闻媒体的采访权、知情权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正常的报道工作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媒体的社会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因此,及时出台相应的法规,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保障的社会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闻媒体的公权利与社会权力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是新闻媒体权利的主要构成要件.其中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参与权和监督权则是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新闻媒体拥有的公民权(公权利),也可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它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合金.新闻自由是公民和媒体的宪法权利,包括媒体搜集、制作、发布、传播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及公民个人收受新闻、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和言论的自由,均应受法律保护,也要受一定限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     

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

知情权是公民的重要权利之一。知情权分为广义知情权和狭义知情权。狭义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得行政信息的权利。中国一些现有的法律中已有关于保障特定公民群体(如消费者、股东 )对特定事项知情权的规定 ;近几年开展的“政务公开”活动又在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方面有了一个开端。但是 ,中国保障公民知情权特别是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还存在许多缺陷。发达国家在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法律体系 ,值得我国制订相关法律时借鉴。文章最后对中国制定相关法律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媒体侵害隐私权

隐私权是公民重要民事权利,法律应将之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予以保护。知情权是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及其他一切民主权利的前提。新闻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时候,有时会发生侵害隐私权问题。媒体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由四要件构成。其抗辩事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公民知情权宪法地位尚未明确;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还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体系,其法律保障效力难以发挥。确立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知情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是完善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法律视角下的隐性采访探讨

社会需要隐性采访，是因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社会实现自我净化的一种必要机制。受众喜欢用隐性采访手段采制的新闻，是因为他们通过记者的采访，看到了阳光不能照到的黑暗角落。尽管我国的《新闻法》还没有出台，但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都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应当限定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之内。无论如何，法律，都是隐性采访不能逾越的界限。     

隐性采访的合法界限

中国的隐性采访虽是新生事物,却越来越普遍.在驳斥"隐性采访否定论"的基础上论证了新闻媒体有权进行隐性采访,前提是没有超出法定界限,没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在驳斥"采访权优先论"的基础上论证了采访权与其他各种权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其他权利的特殊地位;最后从采访的场所、采访内容、采访方式及采访材料的处理等四个方面给出了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自我约束的参照条件,使其始终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公民知情权保护

当下的中国,知情权被社会大众普遍承认,但是就是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侵犯知情权的行为时有发生,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究其原因,有关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还不够,目前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只有暗含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隐性的默示的知情权,而没有明确的作为独立权利的知情权。鉴于此,树立知情权权利保护意识并为公民知情权提供法律保障是提升公民知情权的越由之路。     

论新闻侵权中媒体的举证责任

新闻报道权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知情权,采访是知情权在媒体行为上的直接体现.公共官员是知情权的义务人,因此新闻法应当规定官员接受采访提供信息的义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采访必须通过公开方式进行,因此可以理解为允许偷拍偷录.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是为了公共利益;第二,手段必须合法.无论原告是何种身份,都应由作为被告的媒体承担证明报道真实的责任,但是,其举证不应采用"法律真实"的原则,而应当采用"来源真实"和"确信真实"的原则.     

受教育权初探

今天的受教育权是初始的受教育义务经“自由权形态”到“社会权形态”再到“发展权形态”历次演变的结果。在实证法上 ,受教育权也经历了一个从“受一般法律调整”到“作为人权入宪”到“进入国际人权法领域”的发展历程 ,目前受教育权保障的国际标准已经确立。在法律意义上 ,受教育权平等不仅要求权利设定上的平等 ,而且要求将平等原则作为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首要原则     

如此“答记者问”令人震惶 新闻采访惹出的骇人官腔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年来连续发出了《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关于加强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等，不久前还明确表态：“我们一向支持记者合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坚决不容忍打击报复记者行为的发生！”这些文件和表态，无不表达了国家对记者的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和评论权的保护与保障态度，     

通信自由权与调查取证权冲突之消解

通信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指公民自行决定通过合法通讯手段与他人正当交流信息而不受干涉、妨害和限制的权利,及公民对其不想为他人所知的通信相关信息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调查取证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下为保障当事人诉权和保证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等而由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和责任。通信企业因拒绝协助人民法院就相关通信事宜调查取证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是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表征,但在性质上是私权利和公权力冲突,是私权与公权的较量。消解二者之间的冲突,应当确立保护私权、规制公权的原则,并合理认识其法源的不同,建议通过完善立法合理界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内涵与外延,明确通信部门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     

保障公民知情权,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知情权作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是衡量一国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见,党把公民知情权提升到一个新的政策高度。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知情权展开剖析,以及对公众参与意识,舆论监督与政府权力运作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为保障公民参与权,推进政府权利在阳光下运行提供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而当事人的知情权就是公民知情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延伸,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可以使当事人在诉讼中获得最大的法律效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我国法律对当事人知情权规定的比较简单,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侵犯当事人知情权的情况。本文通过分析当事人知情权的理论基础和司法现状,提出构建我国当事人知情权制度的建议,期望对完善我国当事人知情权制度有所帮助。     

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

法律保留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是保障公民自由权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国家从君主立宪到国民主权的转变,法律保留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出发点上由保障人民的自由扩及对行政的民主性控制,在保留事项上由侵害性行政行为扩大至权力性行政、重要事项等,在内容上由仅仅关心将行政的何种行为权限保留给法律延展至保留给什么样的法律。在这一变迁背后是立法—行政—人民三者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自清末民初从日本引入法律保留理论之后,对实行法律保留具有一定共识,但在保留的法规范、保留范围和强度上存在分歧。在当代中国,既要考虑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也要考虑宪法的规定以及现阶段的国家任务等因素,应当坚持侵害行政法律保留的立场,并适时扩充侵害的内涵,以贯彻法治国家保障公民自由权的基本要求。     

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项从立法上保障公民获得由政府机构拥有的文件和信息的权利的法律制度：由于这项制度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密切相关，因而被许多国家视为民主政府的基础：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看，信息公开立法在促进“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读者知情权与新闻舆论监督

有力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知情权是现代公民的重要权利,也是公众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突发公共事件,是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今天,必须理性和依法处理这类事件,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正常需求。媒体和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同样必须依法进行,需要严格把握新闻原则,遵循新闻规律,尤其要重视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新采访权的关系。     

知情权法律救济在我国遭遇的尴尬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条例>在规定知情权法律救济途径时,由于并未充分考虑其独特的性质,故知情权如遭受侵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传统的救济手段中面临诸多困惑与尴尬.因此,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知情权以基本权利的地位;待时机成熟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变条例为法律;调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审查方式,增加屏蔽审理程序;提高公民权利观念,加强政府法治理念,畅通救济途径,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