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理解中国协商民主——基于治理的视角

自协商民主以学术概念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和社会各界对其理解始终存在争议,因而对其界定和解读也各有差异,当然也伴随各种批判。由于国内学者在引介和解读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同时,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下早已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多种协商形式,对协商民主产生了不同的概念理解和理论建构,其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协商的执政理念与制度实践先于理论研究;协商制度始终强调党的领导和有序协商;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可能路径。因此,从中国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特色及其制度安排与协商实践来看,对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可能需要更为切合的诠释,从治理意义上探讨协商民主,更加关注作为国家治理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和作为地方治理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图研究之一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是由理论与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中国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形态的特殊性决定的：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独特发展路径．而历史选择和现实重任两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中国政治民主形态的特殊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发展路径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三是中国社会民主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且能够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政党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是：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和国家民主发展。     

地方政府为何限制网约车?——网约车新政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

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的姿态方面有所不同,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不充分。以"网约车新政"为例,揭示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的行为逻辑发现,地方政府以对上变通、对下管控、对内折衷和对外拖延等策略来回应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表现出"权衡多方、稳定全局"的多重行为逻辑。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网约车新政"依然沿用了传统的"数量管制"手段,其监管手段亟待创新,这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     

公共文化发展中的地方治理及其变革路向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语境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创新政府的前瞻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公共文化发展中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性.而地方治理从本质上深化和确认了我们对于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认知,基于政治取向的响应,地方治理是最重要而自然的民主形式,而出于对效率取向的考量,地方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在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态主题中,地方治理就成为探索多元化的地方参与的必然视角和选择.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给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空间与发展契机,但同时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利益分化与风险,也给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诸多挑战。应对压力迎接挑战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图景,建立在权力制度化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相互协调制"是对这一压力和挑战的恰当回应,为转型期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协商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就"特"在其发展逻辑上、内涵规定上、文化底蕴上和制度支撑上。弄清我国协商民主的"特"性所在,有助于深化对协商民主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地方政府性债务:“主动举债”抑或“被动举债”?——以浙江W市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独特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路径。地方政府举债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财政体制问题、"时差效应"、"财政幻觉"和"软预算约束"等促成了地方官员的"主动举债";为专项资金配套和由于公共产品关联性所导致的"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导致了"被动举债"。研究地方政府的"被动举债",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有效治理地方政府性债务,防止透支未来的资源,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与我国现实选择

城乡分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因城乡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果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现代社会城乡分化的逻辑结果包括基层政府的弱化、现代农民的分散性以及"三农"问题自我循环性。从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治理观念与结构现实选择,可以在更宏大的视野下理解新农村建设战略布置深层意涵,即城乡统筹协调为先导的"元创新"理念下的公共治理系统创新。     

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

平安中国建设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为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社区层面的平安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要求和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解析社区平安治理从追求高效率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内在逻辑,明确平安治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平安治理"从标到本"的思路转变,可提出平安治理"以安促治"的实践路径。     

地方政府廉政评价的规范性缺失与植入

立足现代公权力维度,规范性是国家政治系统的内在要求。以规范地方政府公权力运作的地方政府廉政评价,同样需要遵循国家这一政治逻辑。我国现实政治系统蕴含的公共性逻辑、体制性逻辑、治理现代化逻辑,决定了地方政府廉政评价规范性这一重要时代命题。一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廉政评价实践与现代政治发展理念、国家体制结构有较大张力,存在廉政评价主体的公众缺场、廉政评价过程的民主缺位、廉政评价内容的结构偏颇、廉政评价结果的公共失范等规范性问题。"评价现代化",为地方政府廉政评价的规范性确立了方向和应然性要求,需要通过弘扬新时代主流政治文化、培育评价现代化理念、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制度化建设予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