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财产、收入结构与家庭幸福度研究

家庭的幸福度受一系列外在的现实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影响,既受夫妻工资差别系数的影响,也受家庭内部成员的有效沟通时间的影响,家庭的幸福度一般可分为四种类型.家庭的持续经营需要利他主义者,家庭也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家庭的幸福度受家庭住房的购买方式和家庭财产权分配的影响,家庭的投资活动也影响家庭的幸福度,农村和城市家庭人力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农村和城市家庭的幸福度,城市剩男剩女现象也与当今家庭幸福度的下降有关,家庭的幸福度也受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影响.     

绩效问责与乡镇政府回应行为——基于Y乡案例的分析

以Y乡为案例,从问责的主客体关系、问责机制的定位与内容、问责机制的流程与方式等方面对绩效问责机制的分析表明,目标责任制这种绩效问责机制并不具备较高的问责质量;正式的问责机制会导致乡镇政府从事于非正式行为,而问责客体特征则可能是解释其正式行为的主要因素。     

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规范和建立优先条件制度的探索

本文以河南省Z市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业绩优先条件制度的探索为例,研究干部选拔任用的创新途径。该市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根据干部使用导向设置了全局性优先条件、岗位优先条件和综合素质优先条件,分类制定了各项优先条件的标准和认定办法,严格将优先条件与干部选拔任用相结合,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路径选择——福建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内涵及其路径选择的实质,并从自上而下绩效评估与自"下"而上绩效评估两类活动的角度,勾勒了目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通过调整评估系统的构成要素组合来发展与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以福建省绩效评估体系的演进为例,指出发展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可能路径在于,通过平衡参与评估各方的利益需求,充分发挥政府内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运用综合评估标准,由各方协商确定评估指标的权重,谨慎使用评估结果,从而改善整个评估体系的绩效。     

问责的理论阐释、现状与前沿

问责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现象,关于问责的实践和研究更是中国社会的热点和难点,而以往的研究缺乏对问责理论整合性的理解。本文从多学科的视角对问责的理论内涵、研究层次、研究框架、概念测量以及问责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广泛的梳理,指出了以往研究在概念阐释、问责机制分析、聚焦中国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等方面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当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问责现象提供理论基础。     

电子政务何以改进政府问责——ZZIC创新实践的案例研究

以ZZIC电子政务创新为案例研究对象,从政府创新的角度探讨了电子政务对政府问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科层制和碎片化行政的体制情境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的解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对话机制改进政府问责。借助于解耦机制,地方政府可将外部问责嵌套于上级问责之中,兼顾"对上负责"和"对外负责";借助于信息披露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来增强问责主体的参与程度,将公众诉求转化为问责压力;借助于对话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提升政务运行的回应性来保持问责活动的频度,提升问责事项的解决效率。研究发现回应了以往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否改进政府问责"的争论,提出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来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嵌入式问责体系,深化了对电子政务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启示。     

我国公务员考核创新的动因分析

公务员考核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任务,为了进一步创新公务员考核工作,加快推进公务员考核评价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不断突破制约公务员考核工作的障碍,探寻推动公务员考核创新的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当前公务员考核创新主要从内部个体动机和能力、外部管理需求和制度要求等几个方面综合作用形成驱动创新的关键要素。为使考核创新工作顺利开展,必须从推行公务员职位职责规范、加强公务员考核工作学习交流、引入公众满意度测量技术以及提升考核工作者的能力建设等方面加以关注。     

地方政府为何限制网约车?——网约车新政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

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的姿态方面有所不同,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不充分。以"网约车新政"为例,揭示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的行为逻辑发现,地方政府以对上变通、对下管控、对内折衷和对外拖延等策略来回应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表现出"权衡多方、稳定全局"的多重行为逻辑。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网约车新政"依然沿用了传统的"数量管制"手段,其监管手段亟待创新,这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可能?——一项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是承载“一带一路”建设科技交流与创新发展使命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尚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较强的政治风险和文化冲突,这种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成为可能?【方法】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了36个沿线国家案例中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发现】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因素,两者相互耦合共同构成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依据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不同耦合程度,识别出强强联合型、资源主导型、经贸带动型与政治兜底型四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类型。【贡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不同伙伴国家与中国开展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各种途径,可以更为准确地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提升合作效果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