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多期横断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80后"和"90后"新一代青年对政府的评价受到"互联网"和"社会公平感"两条路径的影响。相较而言,互联网对政府评价的作用有限,社会公平感对政府评价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在控制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公平感之后,政府评价的代际效应不复存在。本研究据此从合理调节民众对政府期望、转变互联网建设思路、积极营造社会公平感三个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政府自身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层次青年中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三个维度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社会赋权维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维度对不同学历层次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中基本经济保障仅对低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社会赋权维度则仅对高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建设高质量社会,提升青年社会公平感,着力点在于夯实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通过增强社会凝聚力满足青年的心理需求,提升社会的包容度,积极赋权青年进行社会参与。     

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90后"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中国"90后"群体和非"90后"群体社会参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分析发现,"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呈现"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水平"的显著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社会优先和规范优先意识以及社会信任对"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规范优先意识和社会信任对非"90后"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本文从媒介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和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     

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与治理——基于英格尔哈特“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的分析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和自尊。互联网是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道德意识方面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道德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不足;道德准则难以约束网络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权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网络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对青年认识产生误导;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等方面比较滞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网络道德的影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健全针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导向机制;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体制;重建公开、参与、积极的政治文化。     

青年公平感与决策之实验研究

参考西方公平研究实验范式,以"独裁者实验""最后通牒实验"和"第三方裁判实验"为模型进行实验设计,研究青年的公平感和决策。实验结果表明,青年大概率地具有倾向于公平的思维、决策或行为;性别对公平感和决策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法学教育的影响较大;被试者的分配公平、评价公平和惩罚公平具有相关性;制度规则对行为公平的影响显著。公平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础,公平感和公平行为仍存在差距,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公平,强化程序公平,同时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前教育与青少年的认知-非认知能力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年基线数据,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及学前教育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学前教育获得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其子女更可能接受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对个体能力的发展存在长期效应,与未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相比,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在认知能力(认知测试得分和学业考试成绩)和非认知能力(自我效能和社会交往)方面均有更好的表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通过学前教育间接影响个体能力发展,也会对个体能力发展产生独立的直接作用。由于学前教育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会产生持久影响,因此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保障学前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对缓解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认知的未来预期,包括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两个层面。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90后”大学生公平观现状与教育研究

"90后"大学生的公平观整体是好的,但由于受"90后"思想特点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一部分大学生存在投机思想,在大学生群体间不公平感普遍存在,且在面对不公平问题时,部分大学生难以作为等;分析原因在于大学生个体价值观偏离、高校公平教育引导缺失等。由此提出高校中提升大学生公平观教育引导的三项对策,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努力营造校园公平的氛围。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符合社会主流的公平观和构建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     

该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了——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以下用□):几年前,学术界就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它忽视了社会公平,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您怎么看?刘国光(以下用■):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10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     

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研究——基于福建、湖南和贵州三省高校的调查

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体现为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与行为践行三个维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认同度和践行度均呈现出"中度偏高"的特征,且受大学生个体健康、家庭教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现状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的流动体验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具体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研究可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

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包括感受和观念两部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对当前我国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表明,民众普遍认为公平正义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并认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结果的合理性要比过程的合理性更为重要;民众对社会总体的公平性是基本认可的,对于义务教育、高考制度的公平感要高于社会总体公平感,同时也普遍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城乡和部门差别是不公平的;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民众公平正义观念不同维度的内容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现代化程度有高有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市化等因素在推动民众正义观念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社会公平感和住房政策偏好为例进行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整合性分析表明,主观和客观因素都会对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产生影响。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加强公民教育。     

征地拆迁中不同群体社会认同的影响评价研究 ——以湖南为例

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影响评价存在差异。实证资料表明,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社会认同的影响评价虽然总体上趋向正面,但政府工作人员群体的评价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基于此,要化解征地拆迁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弥合不同群体之间认同评价的差异,需要在实践中推动"自上而下"规划性认同的重建,而如何寻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认同度的契合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社会分层研究: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

以阶层结构、基尼系数、社会流动率为代表的分析工具能够对现实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状况展开客观描绘和测量,而阶层意识、地位认同、"分配公平感""群体冲突感"等主观维度则涉及公众在不平等结果、意义上的感知与判断,旨在揭示客观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在人们主观认知及价值观上的反映。主观认知并不完全是客观状况的"镜像式"机械反映,相较于客观测量,主观分层分析更为真实具体,且能直接紧密地与一系列社会后果性议题相联。今后应加强对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等主观层面问题的监测和分析,使客观与主观两种研究取向相得益彰、互补互鉴,以获得对于不平等问题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进城农村青年社会认同问题探析

自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选择在城市工作、生活,但由于自身生活经历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成为心灵上"漂泊的一代"。本文通过对农村青年身份认同、家乡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归属的分析,提出从经济层面、生活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采取措施,积极帮助农村青年消解社会认同焦虑,加快农村青年社会融合。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推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当今,我国社会由于迅速而深刻的变革而导致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公正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彰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推进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