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社会认知特征和社会评价分析

由于独特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90后"青年受多元化思潮和新媒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其社会认知与前几代人相比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的数据,详细分析了"90后"青年在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成就获得、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比较了"90后"青年与前几代人的社会认知对其社会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90前后群体的社会评价受社会公平感、社会矛盾认知的影响大致相同;而他们对成就获得、社会问题、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对两者社会评价产生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层次青年中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三个维度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社会赋权维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维度对不同学历层次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中基本经济保障仅对低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社会赋权维度则仅对高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建设高质量社会,提升青年社会公平感,着力点在于夯实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通过增强社会凝聚力满足青年的心理需求,提升社会的包容度,积极赋权青年进行社会参与。     

青年公平感与决策之实验研究

参考西方公平研究实验范式,以"独裁者实验""最后通牒实验"和"第三方裁判实验"为模型进行实验设计,研究青年的公平感和决策。实验结果表明,青年大概率地具有倾向于公平的思维、决策或行为;性别对公平感和决策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法学教育的影响较大;被试者的分配公平、评价公平和惩罚公平具有相关性;制度规则对行为公平的影响显著。公平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础,公平感和公平行为仍存在差距,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公平,强化程序公平,同时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

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了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功能取向和以强制性和混合型为主的工具取向。这对于弱化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社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程度不同的扭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会涉及到诸多的行为转换,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尤为重要。政府政策必须实现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向以公平为主的价值取向转换,实现以经济功能取向为主向以社会功能取向为主的转换,实现以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取向为主向以自愿性政策工具取向为主转换,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     

住房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解决住房问题关键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有完全自发的市场均衡、完全的政府管制、市场自发决定后的政府管制、政府间接调控下的住房市场均衡等几种方式.住房政策在广义上是以三方面影响住房的供求和产出市场:影响需求主体,刺激供给主体,实行价格管制.在选择和制定住房补贴政策时,应在评价其适用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以"效率第一,兼顾公平"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住房供求的作用.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对策刍议

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等学校协同努力.政府应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建立以公平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均衡配置初、中等教育阶段的资源,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同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弱势群体进行"中学后教育的早期干预",切实提供积极的就业帮助,构建高等教育"立交桥"和终身教育体系;高校对弱势群体应采取倾斜的高考录取政策,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采取宽松的学籍管理制度.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增进高等教育公平,改善弱势群体高等教育的不利状况.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互联网+”的政府行动原则

<正>"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要把政府、政策,甚至法制、政府的管理机制、社会的管理机制都进行"互联网+"改造,才有可能配合所有的产业和所有的社会人口实现互联网上的生活。目前来看,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上,有三方面议题应该特别给予重点关注。其一,政府应该去做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除了云计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金融危机背景下瑞典社会福利政策的经验启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瑞典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福利政策在遇到冲击的同时,也极大地发挥了保护民生的作用,经济发展的优越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大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但与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历史密不可分。深入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瑞典社会福利政策,厘清金融危机的概念,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欧洲造成的影响以及瑞典社会福利政策,可以为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建设提供启示,更加有效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和谐社会构建

政府作为社会的主要管理者,其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当前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失公平,造成了社会的失衡。本文通过对公平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和谐社会对公共政策公平性的平等性诉求与差异性诉求,以及增强政策公平性的途径选择。     

志愿服务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2016年"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的相关数据,考察志愿服务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志愿服务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结果不受样本异质性的影响;参与志愿服务提高了居民的社交能力、信任感和公平感,进而影响了幸福感;参与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的"幸福效应"不显著,而参与社会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和多渠道参与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居民多渠道参与。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国外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政策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产儿,社会政策也是社会现实的产物;随着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再到社群主义的政治理论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的贡献,社会政策开始日益关注社会公正与公平、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风险社会的社会整合和社会政策思考、社会政策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以及社会政策的社会评价等,国外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对我国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制订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