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六省市调查数据,本研究对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较强,超过七成的青年人有信心进入中层及以上阶层,近四成青年有向上流动的信心,缺乏信心者(预期向下流动)的比例仅为1%;教育年限越多、职业地位越低、个人收入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非党员、农业户口、有住房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认为生活改善越多、贫富差距感越小、社会公平感越强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父亲接受的教育越多、职业地位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     

城市新中产青年文旅住房消费研究

购买文旅住房是城市新中产青年新兴的消费方式。借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生活风格空间”概念，对购买某文旅住房项目A社区的北京新中产青年进行考察，发现他们通过崇尚文化景观、生产文化产品、营造公共文明空间三个维度，打造独特的生活风格空间，生产性情化文化资本，以寻求更具优势的阶层地位。基于日常居住体验，新中产青年形成带有阶层标识的新的消费模式。研究可为未来的中产阶层消费趋势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     

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研究

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本文研究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灾后初期缓解了灾难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冲击,社会网络规模对民众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在重建初期,强关系表意性功能显著,随后网络差异所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机制作用显著;城市经理层对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经济富裕阶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源机制和社会网络相对地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可对此提供理论解释。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及个体异质性特征表现出的幸福感差异。通过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在经济社会心理因素中,反映经济影响的工作收入对青年流动个体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地位与社会比较的影响较弱,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青年职业适应中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分析——杭州市589名青年的调查

本研究发现,城市青年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讨论,笔者认为相对城市青年的先赋性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人的自致性因素对其职业适应性的影响更强。     

性别视角下已婚者的阶层认同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夫妻双方客观阶层地位对已婚女性和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地位决定论适用于解释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但并不适用解释已婚女性阶层认同的形成;多数已婚者的阶层认同呈现出"妻凭夫贵、夫靠自己"的性别差异,女性阶层认同的从属依附心理不仅是传统性别意识的表现,更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已婚女性阶层认同借贷型较多,即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比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已婚男性阶层认同则独立型较多,即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比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由此可见,我国性别平等意识的推进依旧任重而道远。     

人格特质与青年职业地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分类中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责性、外向性以及亲和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只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可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对青年职业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要重视对青年的人格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可看作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普遍积蓄着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来解释。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满意是其反面，即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有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剥夺一满意则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模拟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矛头转向，考察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招募大学在校男生60名。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群体相对剥夺一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心理基础探讨

本研究将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生活感受、生活信心、个体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视作一个关系链,探讨个体的生活信心和反映个体行为"偏向"的"行为倾向"在集体行为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表明:生活信心既受客观地位、生活感受等方面的影响,又对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等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这种集影响的"汇聚"和"扩散"于一体的特征,说明生活信心是影响集体行为的关键心理因素;侵犯倾向和沉默倾向并不提高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说明行为倾向不是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研究认为:为防范生活信心的降低成为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应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使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不断增强,但政治资本极为匮乏,政治融入水平偏低;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的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几乎没有影响。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滞后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基于政治融入的赋权式融入,是我国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唯一出路。     

青年公务员阶层消费状况的社会学实证分析——以湖南省×市调查为例

消费是个人的事情,但在考虑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消费状况时,则不可局限于经济学解释,而应该将其放置社会格局中,考虑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对其的影响,以"社会人"的视野看待青年公务员阶层的消费,考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对于生活其中的社会群体存在着预先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市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青年公务员群体消费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格局因素,是高于且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稳定秩序或是格局的作用。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的流动体验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具体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研究可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与青年住房梦

关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对城市资源分配规则作用的一个经典命题是: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扩大自致能力以及减弱先赋因素对个体资源获得影响的过程。基于中国城市青年户住房产权获得的分析,结果发现:"双重转型"确实强化了青年自致能力与住房产权获得之间的关系,有较高教育文凭及专业技能的青年更可能拥有住房产权;"双重转型"减弱了制度层面先赋因素但却强化了家庭层面先赋因素对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80后"比"80前"青年因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这种家庭先赋因素更可能有优势地获得住房,但不可能因单位这种制度性先赋因素而更有优势地获得住房。自致能力与先赋因素对资源获得的影响力在"双重转型"背景下并不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在某些条件下反而可能同时强化。     

社会情绪的结构性分布特征及其逻辑——基于互联网大数据GDELT的分析

本研究试图整合情感社会学相关理论资源,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其相关算法,对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情绪体验的突出特征进行归纳,对阶层互动各场景中的情感氛围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从各阶层的总体性情绪体验指标来看,社会结构骨干阶层与中间阶层情绪体验的积极程度明显高于社会结构普通阶层。情感体验的阶层分布逻辑在于,社会结构普通阶层较之其他更多地暴露于多种类型的压力与风险中,而且这些压力更容易唤起其负面情绪。从阶层互动场域的"情感氛围"来看,不同阶层互动场域中的情感氛围明显不同,社会结构的骨干阶层内部互动的情感氛围相对和谐,而这一阶层与普通阶层、中间阶层与普通阶层互动场景中情感氛围相对紧张。上述有关情绪体验的阶层分布特征,有助于透视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关系与社会结构,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城市异质空间与青春消费

基于参与式观察和结构式访谈,从青春消费的视角出发,对以夜店为代表的城市异质空间中的青年群体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以夜店为代表的城市异质空间属性迎合了青年群体的青春消费及由此带来的非正式社交和非主流体验的现实需求与文化象征;夜店作为一种"异托邦",其空间内部的青年群体行为被年轻人定义为一种反抗日常生活世界社会结构和秩序的"自我"表达,但却在消费主义逻辑的基础上被区分为"舞者""过客""坐客"等不同行为群体,并通过一种异质空间规则化的方式形成新的空间秩序和结构稳态,其核心是以青春资本为基础的青春消费。尽管城市异质空间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社会文化建构的可能性,但它隐含的由青春商品化衍生的消费型社会危机值得关注,年轻人需要挖掘青春消费中的积极面向以促进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城市新移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与克化之道

在战略机遇与社会矛盾凸显相互混搭与对撞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城市新移民问题已成为探讨和审视很多政治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点。相对剥夺感是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难以规避的一种伴生现象,但相形之下,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诸多维度的社会排斥,则是诱发城市新移民相对剥夺感生成及助推社会矛盾累积的重要根源。因此,城市新移民相对剥夺感的克化之道,应是在现代性平台上设法谋划建构一套体现正义和包容性的制度,消除排斥性增长,提高城市新移民的"可行能力"和推崇宽容的政治文化,促进城乡文化的双向融合。     

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研究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城乡双重认同量表》,对237名青年城市移民进行问卷调查,从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两方面考察青年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青年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2)青年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和边缘型;(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水平及模式在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生活地预期、进城时长、家人陪伴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关于个体恐怖犯罪的界定——以48起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近年来个体恐怖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但直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将个体恐怖犯罪列为单独罪名,并缺乏对这一犯罪的界定,这导致该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以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是个体恐怖犯罪的本质.其成立要件包括:犯罪主体方面,犯罪人具有相对剥夺感,并将被剥夺感归结为他人或者社会,犯罪人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不平衡心态；犯罪动机方面,犯罪人出于不平衡心态、报复社会或者基于其他缘由而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对象方面,其侵害的对象无特定目标,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具有不加选择、滥杀无辜的特点；犯罪手段方面,具有手段的残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