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进城农村青年社会认同问题探析

自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选择在城市工作、生活,但由于自身生活经历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成为心灵上"漂泊的一代"。本文通过对农村青年身份认同、家乡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归属的分析,提出从经济层面、生活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采取措施,积极帮助农村青年消解社会认同焦虑,加快农村青年社会融合。     

青年男护生身份认同困境解读

男性进入女性职业,会遭遇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冲突,形成身份认同困境。本文运用身份认同的视角,探讨护理学院男生(男护生)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身份管理的策略,分析身份认同的社会框架,并以此观照非传统职业中的男性身份认同与现有性别秩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冲突,男护生不能获得对护士身份的认同,只能在现实的压力下,通过大学生的身份缓冲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获得暂时的平衡。同时运用"创造相同"和"维护差异"策略来管理自身承担的多重身份。社会性别秩序是男护生身份认同主要参照的社会框架。     

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

社会结构中的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密切相关。由于代沟的不可消弭,不同代之间可以表现为三种关系形式控制、疏离与对话,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青年话语形式听话的“乖孩子”类型、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以及独立的先行者类型。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几个代际冲突热点事件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代际冲突的实质在于青年话语的变迁以及主流社会对于这种变迁的不敏感。因此促进代际和谐的关键之一是从制度和文化上赋予青年应有的话语空间和自主权力,加强双方之间的对话,将彼此之间的较量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身份识别与情感归属——影响深港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

深港跨境学童是指居住在深圳,但就读于香港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等教育机构的香港籍儿童。本研究探讨了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深港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身份识别、行为倾向以及情感归属;出生地和父母"期望"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在身份识别上偏向于认同香港身份,在香港上学的时间、学校活动参与以及积极使用粤语也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在行为倾向上偏向于认同香港身份;而在香港时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和在深圳时所体验到的"人情味"、对深圳和香港港两地"一样喜欢"以及"都是中国人"的认同意识,这些因素反而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对其身份的情感归属不确定。     

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其在现代教育环境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本文旨在分析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受到不同程度的多元因素的影响,造成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

以上海为例,发现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极低,收入水平成首要判断标准;中高级的管理级别和技术职称及拥有自有住房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个人收入也能显著提升中产身份认同;食品安全和政府信任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居住质量和奢侈品消费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不愿意认同其中产身份,而愿意为子女花费越多的青年白领移民,其认同程度反而越高。研究表明,中产身份的主体构建更多是源于社会想象而非现实社会群体的等级序列;他们的中产身份构建更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而非生活方式上。     

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变化和差异

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和2019年数据,分析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变化趋势以及群体内差异。研究发现,青年世代对"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的认同度较高,但对"爱国""和谐"的认同度较其他年长世代低;从2013年到2019年,他们对"爱国"和"法治"的认同度大幅提升,对"敬业""友善"的认同度有所增加;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价值认同分野,中高学历、白领职业、高收入群体更加认同"民主""自由""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低学历、农业劳动者、低收入群体更加认同"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随着世代演替,青年世代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他们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代表未来的社会共识状态。加大对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仍是未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任务。     

家庭认同的代际差异与变迁趋势探究

区别于经济共同体意义上的家庭,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家"是实践性和观念性的结果,是否将父母纳入到"家庭"范畴是个体的主观选择。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家庭认同的代际差异与变迁趋势。研究认为,个体对父母的家庭认同存在代际和城乡差异,受总体认同观念,以及居住安排等实践性因素的影响。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家庭观念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显现出"双系化"的变迁趋势。     

“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按照出生年份划分流动人口代际群体,在经典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分析"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并对家庭迁移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居住时间、迁入地家庭总收入、移民汇款等方面不存在代际显著差异,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代际一致性。     

台湾青年选民的政治认同与走向

台湾青年选民具有既集中又庞大 ,可塑性强而投票意愿低的特点 ,其统独趋向与一般民众一样 ,呈现“独”缓升、“统”慢降 ,多数倾向维持现状之动态 ;而身份认同却与一般民众有别 ,尤其是低龄低学历青年更认同是台湾人 ;低龄青年所受“去中国化”的“独”害犹深。政治因素与文化教育是影响岛内青年选民政治认同与走向的关键。     

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和婆媳冲突研究——以广州“80后”青年白领为例

都市社会80后青年人群中,来自农村的凤凰男和出身城市的孔雀女所组建的错位婚姻家庭越来越普遍,网络上、电视电影上和现实生活中弥漫着大量关于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尤以围绕小孩抚养产生的婆媳冲突最为激烈。文章分析了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中农村婆婆和城市媳妇在小孩抚养过程中出现的小孩定位、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代际资源、性别角色和家务劳动分配这五种冲突类型及其影响机制。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表面上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实质上却是农村青年精英向上流入都市社会之后无法摆脱出身农村家庭低社会地位的先赋性因素制约而面临的结构性弱势。这种结构性弱势在转型时期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形塑下体现了凤凰男自致性个体社会地位和先赋性家庭社会地位之间的张力,同时也决定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上海青年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研究

中国正成为全世界新的奢侈品市场,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中产阶层正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从客观阶层消费与主观认同消费两个维度入手,本文研究了现阶段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奢侈品消费的状况与模式;同时着重关注青年群体的消费行为。研究结果显示,认同比阶层更影响奢侈品消费;青年群体具有明显的奢侈品消费行为。     

青年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状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提炼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作为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越高;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参与率仍有提升空间;爱国主义思想与户口、婚姻、年龄、民族等指标不相关,但受志愿服务参与、教育程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等因素影响;与其他青年群体不同,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和爱国主义思想不存在统计相关性。建议把志愿服务作为提高青年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一个抓手,但相关措施需要考虑青年群体内部代际等差异;提升爱国主义思想还要着眼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并在校园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家庭背景与青年群体住房资助获得

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与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城镇户籍及本市户籍的青年群体在住房资助获得上更具有优势;购房时不同年龄群体在获得父代资助上差异明显;相比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获得更多父代资助;在青年群体中,家庭背景对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发现揭示了家庭背景对财富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变化趋势,对进一步探讨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层与财富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特征及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等10个省份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公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不同代际被试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显著,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其政治认同的得分出现明显回落的趋势;同时,公民月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其社会身份特征(户籍类型)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背景变量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沟通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     

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基友"这一称谓不再特指男同性恋,而是泛指异性恋语境下的一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为男性互动的特殊类型,"基友"承载了社会发展的具体场景。青年男性之间的"基友"互动方式区别于以往以"革命主义"为主轴的"同志"关系和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哥们"关系。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赋予了"基友"出场的时代背景;同性恋群体的去污名化实践、弥合时空分离的网络技术发展以及网络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的巩固,又为虚拟世界中"基友"群体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社会条件。虚拟空间中的"基友"现象还蕴含了男性亲密关系的变革与个体民主化的未来前景,这也为社会理论的更新和青年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本文使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原户籍"农业-非农业"的城乡身份和现户籍"本地-外来"的区域身份对其身份认同存在显著不同的影响,以获得当地住房为代表的经济融入水平有助于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实现。除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外,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也是影响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在使用倾向值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性之后,家庭团聚对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净效应依然存在,因此增加和完善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公共服务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