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监督对象的拓展分析

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授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立法以及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有待进一步厘定。法律和宪法的民意基础不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范围不同、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是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应当将法律纳入宪法监督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依据宪法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授权决定的宪法依据不甚清楚,应当将它们纳入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共同的宪制基础,特别行政区立法不仅应当符合基本法,也应当符合宪法,它们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但应当由中共中央行使宪法监督权。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的授权

授权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授权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授权可能具有新的意义。在内容上,从理论、规范、制度和实践等4个层面全面梳理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授权的具体含义,进而指出尊重八二宪法,加强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传播和教育,可能是推动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发展,促进基本法实施的因变之道。     

《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必要性及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附件三详列了在香港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并规定附件三所列法律可以按照程序进行增减。实践中,附件三所列法律也曾有过变化1。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统一的义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现状,《国家安全法》作为一部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法律,应该在香港特区适用,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基本法》的精神。全国人大可按照《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将《国家安全法》(部分)列入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实施。     

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与监督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正式实施，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否真正享有高度自治权，是广大香港同胞十分关注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但中央不会随意收回或限制，相反，中央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实现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另一方面，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行使负有一定的监督责任。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表现在：一、法律上的保障1．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作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     

略论中国内地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为视野

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其设置的目的即在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同时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一基本责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 8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 8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 3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 3条以同样的内容规定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     

维护宪法权威 保障“一国两制”

1982年宪法与"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澳门法制建设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宪法是保障"一国两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法律来源,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澳门基本法首先要维护宪法的权威。     

作为宪法性义务的政治效忠——以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事件为视角

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争议的本质是议员的政治效忠问题。政治效忠表达的是个人或组织对国家的忠诚义务,其经历由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首先是宪法义务)的转变。现代法治框架下,政治效忠集中表现为个人或组织等主体对国家宪法体制的尊重和维护,其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公职人员、政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但不同主体效忠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其违反的后果均存在差异性。《宪法》上的政治效忠义务应通过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并应由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保障。香港议员对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政治效忠义务,宣誓是政治效忠的表现,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由否认法定的宣誓要求。     

辅助性原则在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权力划分中的平衡作用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法中划分多层级权力关系的宪法原则。辅助性原则适用于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是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即,在中央授权的共享权能范围内的事务决策权,应赋予与该事项联系最密切、受该事项影响最大的权力主体——特别行政区,这体现了辅助性原则的消极性;而在特别行政区不能有效完成拟定目标时,则应由中央行使权力,这体现了辅助性原则的积极性。此外,辅助性原则作为划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权力关系的平衡机制,还具有能动性特征。基于回归以来中央与香港的失衡状态,中央加强行使自身管治权和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以使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达到新的平衡。     

新时代港澳青年服兵役的统战价值研究

中央在恢复行使港澳主权时遵循平稳过渡的原则,加之相关制度并未考虑港澳青年可作为服兵役的群体,港澳青年被暂免服兵役的宪法义务.然而,港澳青年服兵役具有宪法与基本法依据,设计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是完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施的制度安排和做法,在新时代极具统战价值.港澳青年服兵役有助于彰显宪法与基本法的国家统合功能,夯实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根基;壮大港澳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大业;更加完善便利措施,促进港澳人心回归.港澳青年服兵役是中央将港澳青年纳入港澳工作全局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不仅可为新时代中央管治港澳提供新思路,也能为两岸融合发展路径提供新启发.     

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的法律保障——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重温《基本法》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年的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充分维护了香港人民的自主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的指导下,充分行使自治权,加强了与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在税收、航空运输、海上运输等领域不断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基本法》更将成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香港回归后的区际法律冲突

一、内地和香港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1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该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规定,下列全国性法律,自1997年7月1日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3.《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附:国徽图案、说明、使用办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5.《中单人民共和国国籍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论我国宪法中的“软条款”

自1949年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颁布以来,新中国的宪政进程也进行了60年,比较建国以来我国颁布的几个宪法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语气比较"刚猛"的1975年《宪法》,在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宣言性的条款。无论是宪法文本本身还是"软条款"只有贴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了时代背景,同时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和保障才能够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     

“被遮蔽”的李大钊宪法自由观——还原思想史真实图景的一项个案式探究

李大钊的思想具有历时态的变迁特质。在立宪政治与自由理论时期,李大钊从学理上集中探究了宪法与自由的关系,并形成了他的宪法自由观。李大钊以"民彝"作为其前提性的学术概念,开始构建其宪法自由观。李大钊通过对柏拉图政制理论、亚里士多德政制理论、《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独立宣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云南宣言》等进行理论考察,试图构建其所可欲的宪法自由观,即"善良之宪法"对自由的切实保障。对李大钊宪法自由观的"发现",是对李大钊整体思想"去遮蔽化"的一种理论尝试。     

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必须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如何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主要的是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学习和宣传宪法 增强宪法意识 能否全面实施《宪法》,首先取决于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没有较强的宪法意识。而能否有较强的宪法意识,又取决于对宪法的学习和宣传。因此,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首先就要在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抓好对宪法的学习和宣传,增强其宪法意识。 抓好宪法的学习和宣传,应着重弄清如下问题:     

加强法制教育 增强宪法观念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当前形势下在全体人民中进行宪法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力武器。这个《决定》重申了宪法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规定;重申了宪法关于我们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重申了宪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全国人大立法权的界限－对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居留权案判决的宪法思考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项法律 ,如果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立法行为发生冲突 ,香港法院应当适用为宪法、基本法和中国法律承认的解决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来处理 ,而不是将基本法视为中国宪法 ,主张所谓宪法性管辖权。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违宪立法行为 ,其审查权在全国人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宪法》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不能动摇、《公约》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公约》与《宪法》若干问题的冲突与衡平以及建议在人民法院内增设人权法庭、建立人权保障机制等观点，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公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理论前沿

宪法是高于公法和私法的根本法吕世伦、任岳鹏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撰文认为,宪法是市民社会奉行的最高准则,也是政治国家的最高准则。从整体上既调整私权利关系也调整公权力关系,一切其他的部门法均由宪法所衍生,并服从和实现宪法的宗旨,而不得同宪法相平行,更不得超越和     

理论前沿

中国宪法思想 杨肃昌在《人大研究》第5期2003年撰文指出,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制     

世界法律(学)信息

一、英国讨论成文的宪法草案有人以为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其实,英国虽没有名为《宪法》的成文宪法,但实际上成文宪法早就有了,只是名称不叫《宪法》罢了。那就是小贵族造反而加诸王上(约翰王)的那个1215年《大宪章》。《大宪章》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