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的思考和制度设计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现行部分行政法规中对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某类行业或者担任一定职位也明确做出了禁止性规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央政法委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与社会伦理经验研究——以介绍卖淫罪为例

刑事政策的宽严是相对的和具体的,某一刑事政策是否可取需从多个维度予以衡量。刑事政策的伦理基础即是这样的维度之一。以介绍卖淫罪为例,通过采用社会学中的配额抽样法,依据问卷调查所获取的经验材料,对卖淫关联罪之悖德性展开经验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卖淫刑事政策与现实社会伦理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即在受访整体的观念中,介绍卖淫行为的悖德性远低于刑法条文的预想,甚至还不及某些在刑法上不可罚的"性悖德"行为。在他们眼中,我国刑法对介绍卖淫行为的处罚规定过于严厉。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问题具有特殊性,加之刑事立法的缺失,造成对其处罚的根据不明确,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相悖,引起了过多的争议,文章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的逻辑结构和规范结构进行了剖析,从而说明对其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后的从宽处罚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从宽分别存于两个层面,对被告人单独适用时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当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发生交集时,如何对其从宽处罚。认罪认罚是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刑事政策必须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具体落实到位,即认罪认罚从宽在具体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来实现,以刑法规定的相关量刑原则及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量刑情节为从宽内容。需要研究被告人既认罪认罚又与被害人刑事和解或者只认罪认罚但不刑事和解或者不认罪认罚但刑事和解这三种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以完成对其刑事责任的确定。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同种数罪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同种数罪不必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一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不少条文将实施同种数罪的行为，作为对该性质的犯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并相应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二是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绝大部分针对同种性质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数额、情节、后果、次数等，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幅度     

论过失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没有过失。如果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加以刑事处罚,将违背刑法的谦抑价值,不符合正义理念;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现实案件不公平处理;将致使相关法律条文不相协调。刑法第219条第2款中的“应知”不是对行为人在规范上的注意义务的表述,而是一种推定的“明知,”是对故意犯罪的规定。     

海峡两岸过失伤害罪之比较

海峡两岸刑法中都对过失伤害罪的构成和处罚作了规定 ,但两岸刑法中对过失伤害罪在过失和业务过失、刑事责任年龄、重伤害、刑事自诉案件、罚金刑等诸多重要刑法理论和规定方面均有不同。两岸刑法中的规定各有长短 ,互有利弊。     

论特殊情况减轻处罚的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为视角

1997年刑法第63条规定了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但如何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不一致,导致这一规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对1997年刑法修改前后的比较,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适用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案例为视角,提出适用特殊情况减轻处罚之“特殊情况”的具体把握以及完善1997年刑法“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的规定的对策.     

人自贸区经济法规变迁看经济刑法的稳定性

上海自贸区成立，推动金融法规变迁，为自贸区经济繁荣敞开法律障碍。金融法规频繁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刑法罪与非罪的问题，也使刑法适用出现错节，影响经济刑罚稳定性。从经济犯罪法律规制的特点出发，结合罪状和法定刑，以本国经济立法习惯为原则，对构建经济刑法时注意问题予以说明，从而避免经济刑法频繁修改。     

台湾日本警察处理少年事件过程之探究

台湾少年法制承袭于日本,在少年案件之法理上,台湾与日本分为保护程序与刑事程序二种,其主要是为因应少年健全成长与贯彻国家亲权主义之故。虽然日本与台湾在少年法程序上几乎雷同,但因两地文化与法制修正,在警察处理程序上之法文有些许差异。此外,台湾与日本少年法制皆有其进行辅导少年之相关法制,并有少年辅导相关机关进行犯罪预防之倡导。     

唐律之血亲规范与现代刑法关系研究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从血亲规范角度比较二者,现行刑法与唐律血亲规范一脉相承,唐律血亲规范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对我国现代刑法的深远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

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的角度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保护属于特别法保护,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为特别法。本文是对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法保护的总结整理。同时,建议修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未成年人的部分条文规定。     

论刑事法律的人性化特征

以人为本正成为社会的主要理念，刑法虽然是最严厉的法律，也应当体现和反映这种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进行人文立法和人道主义司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性化法律。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全国检察机关已经探索了一些实践经验。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规范检察刑事和解,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试论我国刑法学从论理到注释的发展

长期以来 ,学界对我国刑法学发展轨迹的研究甚少 ,这不能不说是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我国刑法学可分为论理刑法学 (主要是刑法哲学 )和注释刑法学 (刑律学 ) ,相应地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可划分为论理刑法学发展期和注释刑法学发展期。其中注释刑法学的发展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唐以后 (至于清 )的继续发展期 ,二是 1 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后至今的恢复发展期。这样基本梳理了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轨迹与过程。     

刑法伦理性研究

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刑法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刑法与伦理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应该寻找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平衡点,这对合理优化配置刑事法律资源、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刑事实体控权——以刑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刑事控权。在刑事控权这一系统工程中，刑事实体控权至关重要。对于刑事实体控权，必须从严格遵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尊重国民的合理预期，明确刑法的规范效应，规范自身的权力行使，以及实现权力的自检与自敛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