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均衡与制度建设

国家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行使着重要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权责关系有非均衡的权责关系和均衡的权责关系之分，权责均衡是一个理性政府的内在要义；实现权责均衡必须从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角度入手。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责任——基于扬州市的分析

责任政府概念源于西方,限制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原始意涵。为解决传统责任政府的责任缺位、权责关系不对称等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等责任。责任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应承担起立法责任、财政责任、监督责任等。扬州市在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过程中,积极探索,敢于担责,形成了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政府责任研究

在行政主导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外部行政权力的延伸,高校行政权力泛化难题的根本性破解应从外部行政权力中探寻症结.我国政府与高校行政关系历经相对自由、相对集权与分权的曲折改革,当下政府仍存在角色定位模糊与简单、管理模式单一和行政权力在高校过度延伸等困境,催生高校行政权力泛化.据此,本研究尝试从责任主体角色、责任内容和责任实现形式三个层面对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泛化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理性选择,力图使高校行政权力适切.     

试论政府责任的立法困境与法律控制

政府责任立法是一项关于政府公共权力制约及其行使边界规范的政治活动,除了宪法及相关政治法的实体性条款之外,大多数政府责任立法多应表现为程序性法案。然而,在现实中政府责任与公共权力相伴生的规律退化为法律对权责规定模糊的立法困境。在关于政府责任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语言技术滞后性问题造成了当下法律条款难以明确权责之间的界限,结果衍生出政府责任实现与追究的难题,这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若要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律控制,亟须提高立法语言技术水平,促进政府责任法律体系的统一,并加大程序性法案在政府责任立法中的比重。     

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变迁中看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责任政府是对传统权力政府在根本上的一种颠覆，它强调责任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权力是政府履行责任时的一种附属工具。从权力本位走向责任本位，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也是民主价值的理性回归。构建理想的责任政府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仍然在于完善行政问责制和责任监督体系，推进防止利益冲突相关制度构建。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我国在20多年的合作扶贫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并在微观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整体上也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权责不对等和泛行政化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从合作文化软约束到理性法制硬保障,需要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框架协议》的形式增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刚性,强化合作扶贫的督察与督查,并落实合作扶贫的司法审查.扶贫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建构是从善治到法治的动态演进.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兼论公安机关权力与责任的对等

政府权力存在扩张与约束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涉及到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石——政府权力的“低姿态”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获得、维护、建设和制约权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石是政府权力的定位问题.传统政府权力的姿态是习惯于"高高在上",这体现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权力的责任和对权力的监督等方面.应当将政府权力由"高高在上""驯化"为"低姿态"的.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来源方面,政府权力来源于在"下"的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运作方面,必须由"权力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由"为民作主"转变为"为民服务";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责任方面,政府应当将为人民服务当成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是宗旨.     

论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的内涵和实质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在转型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对法治政府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从利益配置、权利与权力关系和公民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分析和再探讨法治政府的内涵,并提出建构良性互动型法治政府的理论设想,以期对转型时期我国建构法治政府的实践提供理论导引。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行政道德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

行政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基础在于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仅是自由意志(或者说控制权能)的逻辑要求,也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行政道德责任是权力行为的道德责任,权力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控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公民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其政治学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行政道德责任恰恰直接表现为对权力主体人民负责的责任,离开这两个理论基础,行政道德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论权力秩序与权力制约

权力秩序是指权力关系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运行功能。人类的文明政治生活与权力秩序密切相关,一切政治发展都以相对稳定且有序的权力秩序为前提。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权力秩序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将权力秩序分解为集权和制约这两种基本形态,并认为从集权秩序向制约秩序转型是我国权力秩序转型的基本方向。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参照,可从结构和功能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入手探讨权力制约问题,即可发展出一个分析权力制约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在等级结构和平行结构中追求规则制定、规则适用与规则解释这三种首要功能之间以及控制与协调这两种第二功能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

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是指存在于习惯法规则当中的权力、责任要素。从功能上看,习惯权力之于习惯规则的生成、习惯制度的构造、社会纠纷调处以及秩序维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习惯责任即是习惯权力的必要代价规则,其设定在于保证习惯权力的有效、合理运行。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间的关系状态可以"一体两面"概括:一体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亲和程度,即二者在主体、规则、实践层面的同一;两面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功用不同,即二者在本质、功能以及作用对象上均存有较大差异。     

政府责任初论

我们知道政府是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引导者,因而政府的一切活动无不与责任密切相关。政府责任是以"责任"为其核心概念,以责任体系的构建、责任的履行为其基本价值理念。这里所说的责任并不是一般词义上的责任,而是在政府的角色构架内,是政府因其特殊的公权行使者的身份而必须对民众、权力机关、法律法规、社会价值观念履行的责任。总之,政府责任就意味着对民众要求做出积极回应,政府必须以"民众市场"作为导向,回应"市场"需求。     

犯罪的国家责任初探

本文通过分析权力与权利 ,以及权力与义务的关系 ,并结合对犯罪原因的分析 ,提出 :权力对权利存有义务 ;国家对犯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责任包括对社会环境的改良责任 ,对被害人的补偿责任 ,以及对犯罪人的矫治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家责任的承担现状进行了思考。     

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宪政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对“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的另一角度的思考

西方语境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凸显这样一个逻辑：即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其首先必须是权责对应的政府即立宪政府，宪政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前提。宪政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理念，其构成了政府角色定位的制度基础。审视中国政府宪政不足的制度环境，完善宪政应为政府角色定位的首要之务。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政府权力清单与经济法权力干预耦合研究

在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根本目的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制度与经济法理论中政府应作为市场失灵时"看得见的手"具有内在一致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与经济法权力干预的耦合,不仅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完善,而且更能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为我国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而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