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等宏观层面,以及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这一微观层面,而中观视角的研究相对薄弱。以党内问责机制这一中观视角为切入点,既适应了宏观层面上制度治党的要求,又能够将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等各微观要素有机整合进问责机制之中。党内问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契合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党内问责机制的作用可以破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遇到的党内制度失范和权力腐败等障碍。党内问责机制可以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有效路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严明党的纪律 加强党的建设

严明党的纪律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党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对此必须在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强化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严明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领导干部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化问题初探——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践

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是一项新的制度。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台州市路桥区积极寻找党建创新破题和社会热点破解的结合点，实施重点工作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将公开承诺与问责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在明晰干部工作职责的同时，既激发了干部工作动力，推进了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也加强了干部日常管理，为组织用人提供了客观依据。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刍议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中容错机制的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从严治党制度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广泛使用,原有制度设计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考虑制度之间的统一性和相容性,构建新的机制,弥补既有制度的缺陷,回应现实需求。建议由中央统一建立容错机制,并将其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中,对宽容决策失误做出顶层设计,再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实施细则。这样的机制,既维护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也充分考虑到各个地区自身的特点。     

宣城市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调查与思考

宣城市领导干部问责制具有内容较为广泛,形式灵活多样,信息来源渠道通畅,程序比较规范的特点,但通过对宣城市问责办法出台前后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市问责制中仍有启动机制单一,偏重事后处理等问题,必须针对这些问题加强问责制度建设,打造宣城市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法制、制度和机制:行政问责“三位一体”之再造

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三位一体之再造。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贵定：推行科级领导干部“召回”制

为积极打造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以作风建设提升工作效能，2012年，贵定县制定出台了《贵定县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实施办法》、《贵定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贵定县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调配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长效机制文件。以“治庸、治懒、治散”为主要内容的“督查问责”风暴的强力推进，取得了“问责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机关干部办事效率明显提高，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深化和整体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当前，深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把握好四个“度”。     

健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逐步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战略举措。在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中,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它是干部管理法制化的需要和根治思想作风问题的     

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

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问责推进反腐,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问责;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其权责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来保证问责开展的公正性;严肃问责违反党纪的行为以及完善党内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等。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完善党内问责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规定》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关于问责制的几个概念问题

问责的依据——今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对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临时性法规，也是重要依据。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政府也曾出台过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由于各地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因而引起很大的争议。     

依法完善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颁行,对问责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情节及救济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依法有序＂问责奠定了制度基础。但问责制度建设仍需完善和落实,以进一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治化水平。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关于党委主体责任追究的探索与思考

正彭州市坚持以责任追究倒逼责任落实,深入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以制度机制创新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彭州市突破制度瓶颈,建立履职、作风、工作问责"三位一体"和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直接责任人"三环相扣"的问责体系,倒逼领导干部履职尽责。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问责体系。2015年以来,先后出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关于对为官不为不敢担当问题进行问责的办法》《对市委市政府